从马立诚事件看极端言论如何触发集体记忆的“防御机制”
2009年,一篇《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引爆全国舆论。作者马立诚——这位曾执掌《人民日报》笔杆的前主编,竟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声称日本已道歉"足够",要求中国人"放下过去"。更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香港街头,这位"亲日派"学者被爱国青年套麻袋痛殴时,围观者无人劝阻反而叫好。这场暴力事件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心理机制?
当历史伤痕被挑衅:一场集体记忆的应激反应
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华民族最惨痛的创伤记忆,其真实性早已超越学术讨论范畴,成为民族认同的情感基石。马立诚不仅质疑遇难者人数"缺乏统计学支持",更将纪念馆称为"仇恨符号",这种对集体记忆的公开亵渎,必然触发群体性的防御反应。
民众的愤怒本质上是对历史正义的本能捍卫。当马立诚声称日本已道歉25次"仁至义尽"时,他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日本官方道歉始终伴随着教科书篡改、靖国神社参拜等否定行为。这种言行不一的"道歉表演",恰恰强化了中国人对历史修正主义的警惕。
"两面不讨好"的极端言论者:从日本到香港的排斥链
马立诚的遭遇揭示了一个讽刺的循环:日本最初将其视为"对华舆论战"的工具,东京大学的演讲邀约就是明证。但随着其言论越来越极端,连日本社会也难以容忍——毕竟否定南京大屠杀即便在日本也属边缘观点。
香港街头的暴力场景更具隐喻性:施暴者是爱国青年,旁观者却包括各阶层市民。无人劝阻的现象表明,当言论触碰民族底线时,极端立场者会遭遇跨阶层的共同排斥。这种社会性驱逐比法律制裁更具震慑力,也暴露出极端言论终将反噬的宿命。
暴戾背后的警示:当爱国情绪越过理性边界
值得警惕的是,现场"打得好"的喝彩声暴露了非理性氛围的蔓延。将"汉奸"标签等同于暴力许可证,本质上是用情感正义替代程序正义。这种情绪化判断若成为常态,社会将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
法治社会的底线在于:即便对马立诚这样的言论,也应通过法律和舆论进行规制而非私刑。旁观者的沉默螺旋现象更值得深思——当群体情绪高涨时,个体往往丧失独立判断能力,这种集体无意识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风险。
集体记忆的守护与重构:超越二元对立的公共对话
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启示在于:历史真相需要制度性守护。相比街头暴力,完善学术辩论机制、加强国民教育才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途径。
马立诚事件提醒我们:健康的公共空间既要杜绝为侵略者张目的极端言论,也要防止爱国异化为民粹暴力。民族尊严的维护,终究要靠基于史实的理性共识,而非情绪化的肢体冲突。
结语
从东京到香港,马立诚的遭遇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极端言论的生存悖论:越是挑衅集体记忆,越会加速自我孤立。真正的爱国,是让法治约束暴戾,用理性滋养记忆——唯有如此,历史才不会沦为撕裂现实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