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葛剑雄追问文革中的教师受害与抗争
既是殉葬，又是掘墓者。
文革时期中学教师
葛剑雄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征途中，我们不止一次见证了历史的重大倒退，每一次都伴随着物质文明的覆灭与精神家园的崩解。在这段黑暗的岁月里，文明屈服于野蛮的势力，道德沦丧至深渊，愚昧击败了智慧，狂暴取代了理性。面对这样的倒退而无力回天，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而被迫违背自己的良心投身其中，更是痛楚倍增。
二十年前，正值文革十周年之际，某出版社特别邀请我执笔撰写两篇文章，其中一篇便是本文，它聚焦于文革时期的中学教师。自1964年担任实习教师，至1965年正式踏入中学教师的行列，我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投身于中学教育事业，直至1978年考取研究生，方才告别了三尺讲台。尽管本文并非一部回忆录，但其中所举的实例均源自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由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迟迟未能与读者见面。如今，《历史学家茶座》杂志创刊，我便以此文与茶友共聚一堂，共同探讨。
作者：葛剑雄教授
尽管那是一部距今已20年的旧作，仔细品读之后，我发现其中某些表述与当今的文风已有细微差别。然而，我认为保留其原始面貌为上策，以保留那段20年历史的真实印记。当时，文革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许多亲历者依旧健在，文中涉及的文革相关词汇也依然广为人知。考虑到现今的读者可能对此感到困惑，甚至产生误解，我在提交稿件前特别添加了一些注释。对于那些年龄比我更大的人来说，这或许显得有些多余，自然无需耗费精力。
客观而言，在文革之前，我国中学校教师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地位相对较低。即便是市级重点中学，一、二级教师的数量也极为罕见。而在普通中学及新设立的中学里，三、四级教师的身影更是寥寥无几。能够享受到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的人寥寥可数。教师的月工资普遍不超过40元，多数在五六十元左右，而能拿到80元以上的则被视为高薪。即便某些学校存在所谓的“统战对象”，也大多是民主党派中的普通成员，在三年困难时期，甚至难以获得“黄豆票”。那些令人羡慕的寒暑假，也越来越多地被“社教学习”、“学大庆”、“小四清”、下乡劳动等活动所占据。教师们唯一的政治特权，便是能够阅读《参考消息》和少数内部书籍（如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然，在听取文件时，可以享受干部待遇，但这同样伴随着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干部“待遇”。然而，中学教师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乐于平淡生活，鲜少有人会考虑转行。此外，对“资产阶级思想”、“白专道路”、“成名成家”的严厉批判，使得以“专家”、“教授”为目标的人变得寥寥无几，且不便公然表露。
然而，无人能料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一经提出，中学教师便立刻成为“斗争对象”的先锋，成为了知识分子群体中遭受冲击与迫害最为惨烈的一群。这并非源于某位领导或某条路线的决策，也未曾有红头文件明文规定，而是由他们的学生——那些被狂热的个人崇拜和“造反”精神所煽动、似懂非懂却充满激情的“革命小将”，决定了他们命运的不可避免。
聂元梓
1966年6月初，紧接着北大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发表，各中学党支部得到上级紧急部署，立即发动全体师生响应中央号召，用大字报揭露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各中学领导和教师还被要求“触及灵魂”。各校连夜召集干部和积极分子作准备，目标自然指向一些平时落后以及用当时的观点看来“问题严重”的教师。但是由于报纸已经公开树立了斗“黑帮”的样板，又接二连三地发表煽动性的评论、报道，这些部署很快被中学生打乱了。
在中学时光里，学子们的年龄横跨十二三岁至十七八岁，即便年龄稍长的少年，也尚未塑造出成熟而稳固的思想体系，而年纪轻轻的少年们更是沉浸在童真的欢愉之中。然而，经过长期接受“左”倾思想的熏陶，他们对“绝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范修正主义”的理念已牢牢铭刻于心。在潜移默化中，他们习以为常地将普通的错误与缺点视作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的言辞，并将这些错误缺点的人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改变国家面貌”的阶级敌人。对毛泽东的崇敬让他们毫不犹豫地追随报纸上的每一个号召，紧随首都发生的每一项“革命行动”。好奇心驱使他们在不计具体条件的情况下模仿那些他们认为的革命行为，狂热让他们除非引发轩然大波，否则决不罢休。青少年特有的天真与顽皮，常常让他们以恶作剧和破坏为乐。因此，高年级学生急于效仿聂元梓，在本校搜寻“三家村”，将党支部书记或校长诬为黑帮。有的学生则效仿姚文元、戚本禹，对某本名著或某位大人物进行批判和诽谤。低年级学生则热衷于用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于“牛鬼蛇神”的定义，自然源于他们个人的理解以及对教师关系的好恶。在学长的影响下，他们也愈发倾向于将问题“上纲上线”。
首当其冲的是学校领导、政治教师和班主任。由于长期的“突出政治”教育，学生对领导报告和政治课都作详细记录，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在这些记录中自然可以找到很多与现行理论和政策不一致的内容，或者对成了黑帮的前领导人的赞扬语句等等，这些都成了“揭发批判”的重磅炸弹。班主任大多事无巨细都要管，对学生也会有很多具体要求，如今都成了“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罪行”。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你在政治课上说人人都会犯错误，伟大人物也难免。难道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吗？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在会上讲彭真和苏修作斗争，是为黑帮涂脂抹粉，是黑帮的走狗。”“你老是要我们好好读书，为什么不要我们学《毛选》？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吗？”“××是工人子弟，你却让他留级，这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迫害。”“你鼓励××考大学，还替他个别辅导，这是引导他走白专道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一位体型较胖的老教师被要求交代旧社会的剥削罪行，只因学生认为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生活困苦，他却能胖成如此，必是地主或资本家无疑。还有一位教师因与某小说中的特务同名，被要求交代如何“潜伏”至今，学生更是断定其家中必有无线电收发报机，方能与台湾保持联系。
原本这些荒诞的闹剧是能够轻易制止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要引发冲突。正如毛泽东所言：“如今停课又供饭，饭后定会发热，必然引发纷争，难道不正是为了闹事吗？”教师们被教导要正确对待革命青年，对于大字报，不仅不允许有任何辩解或反驳，反而要欢迎，甚至主动承担“引火烧身”的考验，以触及灵魂的深层次。无知的学生们则坚信教师们必定心中有鬼，他们依据大字报的数量和内容的严重性来判断谁是“牛鬼蛇神”。当北京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下涌向上海，中学的红卫兵也模仿他们的做法，开始对认定的“牛鬼蛇神”采取行动。一旦邪恶的闸门被打开，便再也无法关闭。无需任何手续，也不必设定标准，只要红卫兵或“小将”一声令下，哪怕只有寥寥数人，那些被称为“牛鬼”的教师就必须服从，接受监督劳动、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子，身上写字、接受鞭打、跪在煤渣上、爬行、剃阴阳头、喝泔水等，稍有反抗便会招致更严重的迫害。由于红卫兵缺乏统一的意见和行动计划，所以每个人都在斗自己的目标，我打我的“牛鬼”，你继续斗你的。那些位于交通要道的学校更是吸引了大量北京和外地红卫兵的注意，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事先准备的情况下，立即揪出几个“牛鬼”进行暴力斗争。随着抄家风盛行，红卫兵根据个人标准选择打击对象，有的学校甚至有超过九成的教师被抄家。这种抄家行为往往缺乏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的配合，不列清单，不提供收条，大多具有毁灭性，被抄走的物品去向不明。
相较之下，其他社会阶层与部门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相对显得更为幸运。生产与科研领域尚能保持常规运转，运动尚未全面铺开；受到冲击的党政部门，主要针对的是领导干部，普通知识分子暂未受到影响；文艺界主要针对的是所谓的“黑线人物”以及“三名三高”的人物；小学则实行封闭管理，开展运动，学生停止上课，暑假过后课程便暂停了；而大学生则首先将目光锁定在那些地位崇高、影响广泛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三反分子”身上，不愿在普通教师身上浪费精力。此外，相较于中学生，大学生更少有无聊、好奇、恶作剧的破坏行为。
从1967年开始，根据毛泽东“要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各中学陆续复课。到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驻，各校基本上都恢复每天上课了。当时教师上讲台的困难可想而知：在外游荡了一二年的学生已经不是昔日可爱的红领巾了，他们的学业荒废，纪律松散，但“造反”的技巧却相当熟练,而且这批小将对教师当“牛鬼”的情景记忆犹新，都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无论是出于“革命”觉悟，还是纯粹的恶作剧。此时学校的真正领导工宣队中虽也不乏正派的工人，他们会自发地维护学校秩序，制止学生的胡闹，但更多的却是对教师惩罚式的“改造”和不负责的瞎指挥。有的教师惊奇地发现，来领导和改造自己的竟是以前教过的差生，或者是附近声名狼藉的人物。有位工宣队员发现政治教师准备了自己的讲课提纲，竟大发雷霆：“上政治课为什么不学《毛选》？你写的东西难道比毛主席的话都重要吗？给你进教室就想放毒吗？”有的教师实在无法对付捣蛋的学生，请“师傅”去课堂“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位领导大为不满：“知识分子只会空谈，看你这么高，小鬼不听话你不会采取点实际行动吗？”在“牛棚”中“靠边站”或“进学习班”的教师众多，能进教室教学的教师压力倍增。然而，一位工宣队指导员在查看课程表后，突然提出一个重要意见：“教师不足的原因，原来是一周只上16节课。我们在工厂每天要站立8小时，你们呢？下周开始，每天至少上6节课，总共不超过5小时！”
更为棘手的是，如何抉择教室里的教学内容。政治课中研读毛泽东著作，语文课上解析毛泽东的诗词，英语课上齐声朗读革命口号，美术课上绘制“忠”字图案，音乐课上哼唱语录歌曲；即便是数理化等学科，亦不免先朗读几段毛泽东的语录，继而传达“为革命学好××”的教诲。然而，即便这些课程内容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也难以吸引那些“小将”们的兴趣，更遑论那些守规矩的学生。尽管如此，课程安排却常常变幻莫测。一旦夜幕低垂，八点钟传来新的指示或“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教师们不仅需引导学生热情欢呼、坚定拥护，甚至游行至深夜，次日清晨还需准备停课学习。林彪提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原则，实际上已转化为对教师的要求。无论这些指示或号召多么出乎意料，多么难以理解，多么不受欢迎，他们都必须向学生阐释其非凡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阐明其为何如此及时、如此英明，以及为何如此契合“革命群众”的愿望。
自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劳动，至抵御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之中，教师们屡次在欢呼中发声，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他们本应被誉为“园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理应以真善美之花培育学子。然而，身为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他们却被迫说出连自己都不愿认同的谎言、谬论，用以误导那些本应得到他们指引的学生。
若仅是谈及那些只需动嘴无需动手的宣讲，或许还能通过翻阅报纸、照本宣科或安排学生“自学”等方式来草草应付。然而，一旦具体到运动实践，便需以“忠诚与否，以行动为证”来衡量。在这过程中，让教师感到最为棘手、心力交瘁的，莫过于激发学生投身于上山下乡的实际行动。
在毛泽东“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正式发布之前，学校已先行一步，启动了对上届高中及初中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众多学生被派往农村，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学生心系工厂，另一部分则怀揣着对农村和边疆的憧憬，自发报名。至于那些被认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在形势的压迫下，或是“自愿”服从分配，或是主动请缨前往农村，矛盾尚未尖锐化。然而，到了1968年12月22日夜晚，“最新指示”一经公布，原有的分配计划便被“一片红”所替代——无论个人还是家庭遭遇何种困难，都必须前往农村。其中最为不幸的，莫过于那些已将子女送往农村的家庭，原本期望其弟妹能留城，如今却同样不得不遵循“一片红”的方针。鉴于部分学生确实面临难以克服的难题，部分家庭也寄希望于拖延策略，到了1969年夏季，仍有部分学生尚未落实“最新指示”。在此关键时刻，教师们又承担起一项光荣使命——在工宣队的监督下，将所有剩余的学生动员至农村。
鉴于动员的对象往往面临诸多棘手难题，相应的策略亦随之不断推陈出新。
首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备受重视。一位经营蔬菜的妇女，因将所知的女知青介绍至农村结婚，遭公检法机关以破坏上山下乡政策之名逮捕，并遭受游街示众和批斗的严厉处罚。类似因“破坏上山下乡”而判处死刑的案例亦屡见不鲜。某位“走资派”及其女儿，分别在各自的隔离室和家中接到明确通知：若立即报名，该“走资派”将即刻获得释放，而其女儿也可与其他革命群众一同前往“反修前线”（黑龙江省）进行插队劳动。三天后，当女儿即将踏上火车之际，这位干部成功获释，直接从隔离室赶到车站为女儿送行。一位“逃亡地主”，因试图阻止儿子下乡而在单位遭受批斗。即便他辩称儿子下乡乃其自愿，仍被指责这是他长期毒害的后果，自然难以逃脱罪责。他刚回到家中，学校的红卫兵便已在门口等候，准备继续追捕这位“阶级敌人”。待夜幕降临，这位已遭受打击的“阶级敌人”跪在儿子面前，哀求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立刻报名下乡。
次之，掀起了一股热烈的“学习热潮”，各地纷纷设立了各式各样的“学习班”。呼吁家长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回到家中，参与到由单位、社区、学校联合举办的“学习班”中，从报名的那一刻起直至活动圆满结束。在此期间，众多红卫兵队伍轮流来到每家门前敲锣打鼓，高声呼喊口号。红卫兵一到，家长们便被召集至门口，集体朗读语录，齐声高呼口号，从“好吃懒做可耻，投身农村光荣”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家中短暂学习之后，另一队红卫兵的锣鼓声和口号声又紧接着响起。实际上，“学习班”中的新内容已所剩无几，然而为了“不拖延落实最新指示”，活动直至深夜才得以结束。这种做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大多数家长都“自愿”支持子女报名参加。
第三，行动迅速，决策果断。学习班始终保持高度警醒，随时待命，以便迅速发布批准的通告。一声令下，即刻将通知传递至千家万户。不过短短几分钟，喜气洋洋的大红喜报便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声和口号声，挂上了各家各户的门楣。那曾经醒目的“好吃懒做可耻”的标语，已悄无声息地被“向革命家长学习，致敬”的口号所取代。待家长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想要反悔之际，户口迁移证以及补助所需的布票、棉花票、购物券已经摆在了他们面前。
这些并非真正的“榜样楷模”，在执行职责的教师中，许多人已感受到力不从心。他们内心的道德准则时常促使他们反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然而，面对无法完成的任务和无法向宣传团队交代的情况，他们又怎能不遵从伟大领袖的指引呢？
每多争取一个名额，未来的困扰便减轻一分；毕竟这些学生的条件相差无几。因此，即便身体有所不适，教师们也需在亲人的陪伴下服药，并坚持参加会议。年轻的母亲们在会议室旁搭建起婴儿床，不善言辞的教师们提前准备了详尽的材料，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握着厚厚的学生或家长病历卡以及各式各样的证明。这类会议往往不止一次，结果往往是喜忧参半。尽管如此，那些得到关照的学生只是暂时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深知，眼前的难题虽解，其他原本无望的学生又燃起了新的希望，或是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于是，一些家长采取了“盯人”的策略，教师走到哪里，他们就跟随到哪里；有的家长跪地哀求，直到答应照顾才肯起身；有的家长揭露对方的“老底”，警告对方不要得意忘形；更有甚者，有的家长采取暴力行为，挑战教师的权威。尽管这些家长中不乏粗鲁之人，但他们大多是无权无势的“革命群众”。真正有背景的人无需与这些“改造对象”周旋，只需打通工宣队、区“工办”或“乡办”的关系，子女的档案便能神秘地从学校转出，进入军队、外语培训班、保密单位或指定部门。
上山下乡并非学校推崇的唯一途径，每当毛泽东的号令响起，便会掀起一股新的潮流。与其他行业或单位相较，教师群体不仅要积极响应并身体力行，还需指导这些年轻学子深入贯彻最新指示，同时不断接受持续的改造与“再教育”。一声“加强战备”的号召，教师们便遵从命令，带领学生投身农村，参与为期一年的“战备劳动”。随着“学工学农”方针的推广，四年级学生需分别在工厂和农村度过半年，课程也因此暂时中止。每年还会根据“开展步行拉练”的通知，额外增加两周时间，旨在锻炼学生的坚韧意志，抵御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然而，随着“马振扶中学事件”等大小“迫害学生”案例的频发，学生也迅速学会以“自杀”作为对抗教师的威胁手段。张铁生所提交的白卷，使得刚刚恢复的考试与升留级制度瞬间失效。这种“既是革命对象，又是革命动力”的双重身份，对于在运动初期便遭受重创的教师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转变为更为残酷的慢性迫害。
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屡次目睹了深刻的倒退，每一次都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崩溃与精神世界的衰败。在那段漆黑的岁月里，文明屈服于野蛮，道德在堕落中沉沦，智慧被愚昧所击败，理性被狂暴所吞噬。面对这种倒退，我们唯有束手无策，这无疑是一种深切的痛苦；而被迫违背自身良知的妥协，更是痛彻心扉。
将教师喻为蜡烛，这一比喻在中小学教师群体中尤为贴切。即便他们是来自顶尖高等学府的杰出人才，想要再次创作出大量著作或是实现创新发明，亦是艰难之举。他们将自己的梦想与希望倾注于学生身上，从学生的成就中寻求自我价值的体现，从中汲取无尽的慰藉。谈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学教师，虽然“人人安于简朴的生活与低调的职位”可能略显夸张，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无不以“桃李满天下”的理想为精神支柱，从而在内心获得了平衡与宁静。
在这根支柱诞生于文革之前的日子里，它饱经沧桑，无数的风雨洗礼未能使之动摇，始终如同一块坚不可摧的磐石，巍然矗立。然而，随着文革的狂潮席卷而来，它最终还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学生的升学率、大学的录取人数，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比例，以及各类奖项和荣誉的获得，都被当作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状。成就越是显赫，似乎背负的罪责也越沉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那些一度受到教师赏识的学生，竟然纷纷挥毫泼墨，写下“揭发控诉”的大字报。而那些早已毕业的精英学子，更是“旧账重提”，对那些已经遭受批判并被推倒在地的前辈教师，更是毫不留情地踏上了重重一脚。
在当下这个时代，教师们普遍选择了对那些误入歧途的孩子们以宽恕之心——往昔，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因被贴上“修正主义苗子”的标签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有人急于与他们断绝关系，有人轻信了在大字报上被曝光的“滔天罪行”，而更有极端者，在红卫兵狂热情绪的推动下，丧失了理智。然而，当时的教师们所面临的冲击，其力度足以致命，他们最后的心理防线终被彻底击溃。
十年如一日，那根支撑的教育支柱已然千疮百孔，无法修复。教师们无奈地将一批批学生送往边疆、农场、工厂、商店、部队，对他们而言，大学的大门似乎变得遥不可及。即便所谓的“工农兵学员”有幸踏入大学，教师们所承受的打击也远超慰藉。虽然听闻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终于获得了入学机会，但更多的是那些近乎文盲的学生被推荐进入名牌大学，其中不乏曾以打砸抢为业者，成为了某些大学的“上管改”的典型。更让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尽管他们对前来调查的人员详细反映了部分学生在校期间并非“支流”的错误，这些人却仍旧迅速入党，融入领导班子，成为了“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而他们心中优秀的学生却鲜有机会获得同样的待遇，甚至成为了批判、清查的对象。有些教师“劣性难改”，稍有可乘之机便在“为革命而学”、“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的口号下为学生提供辅导，涉及数学、机电、书法、外语等多个领域，并挖掘了一些有潜力的学生。然而，在毕业分配之际，他们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学生踏上前往边疆、农村的列车。在这样的巨大反作用下，原本仅靠惯性维持的行为不可避免地逐渐陷入停滞。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我国中学教育对教师在角色示范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众多教师致力于在着装、言谈举止及人际交往中树立典范，以期对学生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仅限于学业，品德教育同样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涵盖了个人道德行为的方方面面。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学校往往被视为一片更为文明、纯净的净土。自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中学的文明道德教育不断遭受挑战。尽管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强调“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均应全面发展”，但他对“德育”的理解却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使得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这一点在他的侄子毛远新的对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坚定地推行其革命理念，力图让工农兵直接介入教育事务。他不仅要求“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长期执掌学校，还希望工人和贫下中农能在德育领域取代教师的位置，以防止学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如果进驻中学的工宣队真的具有毛泽东所赞扬的“最有纪律，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如果学生下乡见到的贫下中农真的具有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能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教师一定会衷心拥护，虚心服从的。可惜事实远非如此，大家不久就发现，“师傅”们的不少行为是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能想象的。管“清理阶级队伍”的以打人逼供为手段，“专案组”组长是不识几个字的长舌妇，负责毕业分配的可以用工矿名额换来女学生的贞操和自己子女的好单位，办公室里可以动手动脚“开玩笑”，抄家物资也会“处理”到自己家里去。当然在毛泽东指示的权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教师们只能把这些当成“支流”、“小节”或个别现象。但是这些领导阶级的成员并不需要改造，在学生面前也不会收敛，学工学农又使他们和学生有了大量直接的接触，学生们从教师那里学到的理论就遇到了事实的挑战。
怀着“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强烈信念踏入工厂的学生们，未曾想到工人队伍中竟然存在大量偷工减料、骗取病假、散播谣言的现象。贪污公共财物、随意占有他人财物似乎变得轻而易举，言谈之间满是粗俗与无聊，而对于文化大革命等新事物的讨论，更是显得异常反动。同样，那些投身“广阔天地”的学生们也察觉到，贫下中农并非总是将集体利益置于首位。要想赢得好评，他们必须主动协助贫下中农管理自留地，或是送上礼物。那些擅长演讲的干部待遇优厚，而那些自诩“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讲述的苦难故事，竟然大多发生在“三面红旗”时期。面对这些现象，教师们既不便沉默，又不敢直言其事，只能反复引用毛泽东的指示，强调所谓的“本质”与“主流”。
在运动初期遭受的挫败后，昔日温文尔雅的教师们已不再敢自称楷模。实际上，在学工学农、拉练、开门办学、引进外智等特殊环境中，面对工人和贫下中农这两位“老师”，其他教师的示范作用变得微乎其微。在那个时代，教师的使命就是教导学生无条件地将工人和农民视为楷模，并对他们的行为保持缄默。更有甚者，他们还被要求将社会的倒退与混乱粉饰成“鸟语花香”的景象，将“文盲加流氓”的普遍现象美化为“一代更比一代强”。总之，教师不仅注定成为文明的殉道者，更被迫亲手挖掘文明的坟墓。
我们必须直面这一沉重的历史真相：在“文革”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呈现出矛盾重重的双重性格特征，其中中学教师群体的表现尤为突出。那么，在这动荡的十年中，从校园步入社会的中学生，他们的人格特质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