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半岛双雄文字战：韩国满街汉字复活，朝鲜为何把它藏进课本死记硬背？
漫步于首尔街头，一股奇妙的时空穿梭之感油然而生。地铁站的指示牌上，汉字书写清晰可见；化妆品店铺中，“美白”、“保湿”等方块字，显得格外亲切，仿佛置身于自家的门前。
然而，一旦将目光投向三八线北面的平壤，景象便截然不同。这座城市仿佛沉浸在谚文的汪洋之中，从标语到招牌，无一不是由曲线与横杠交织而成。即便是古建筑之上，汉字的痕迹也几乎被彻底抹去。
真是令人不解。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半岛的南北两端曾约定共同与汉字“告别”，都致力于创立一套纯粹的民族语言。然而，时至今日，一方竟然让汉字悄然“回归”，而另一方却将其完全“尘封”。
千载情仇瞬间散
汉字，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雄踞为王。自汉武帝设立乐浪郡以来，它便成为官方与精英阶层专用的书写载体。无论是高句丽王陵上的碑刻，抑或是李氏朝鲜呈递给大明皇帝的奏章，无不以汉字为载体。
在那个时代，若能挥洒自如地书写出一手工整漂亮的汉字，便如同如今精通流利英语一般，成为身份与学识的标志，其脸上便彰显着“高级”二字。
因此，在1446年世宗大王创立谚文体系之际，朝廷内部陷入了极大的动荡。众多大臣激烈地反对这一举措，他们的反对理由十分中肯：我们学习中华文化，采用汉字，才能彰显高雅，而这所谓的“本土文字”又如何能提升我们的身份地位？这难道不是在降低我们的身份吗？
正因存在这样的歧视观念，谚文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被称作“谚文”，其意指“俗人所用之字”，专供妇女与儿童启蒙之用，根本无法登大雅之堂。
转折点降临于甲午战争。大清帝国败北，使得“中华中心”的荣光瞬间黯淡。紧接着，日本人的脚步踏入半岛，一系列组合拳使得那里的文字环境遭受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殖民者起初赞誉谚文，声称其“助朝鲜摆脱中国的影响”，然而不久便反目成仇，强制实施将日文与汉字混合使用的“同化教育”。待至1945年光复之际，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新成立的政权均达成一致共识：若欲实现独立，必先将这些杂乱无章的“外来符号”予以清除。
一左一右
1948年，南北分途，一场声势浩大的“去汉字化”运动于两地同时拉开序幕。然而，其策略与方法，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在朝鲜，金日成的立场堪称坚定。他明确下达指令，报纸、课本、官方文件，不得出现任何一个汉字。若民众仍使用汉字书写信件，恐将面临“思想陈旧”的指责。
汉字属于外来元素，必须彻底摒弃。
韩国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往往显得“含糊其辞”。1948年，虽明文规定公文应使用谚文书写，却巧妙地留下了一道“后门”——在“必要时”，可以在括号内标注汉字。而进入70年代，朴正熙政府表面上施行严厉政策，禁止小学教授汉字，但初中和高中阶段，学生仍有选修学习的机会。
报纸的头条位置必须使用谚文，然而当你翻阅至内页，却发现广告上“大特卖”三个汉字，其字体之大，竟胜过其他所有内容。
为何差距如此之大？简而言之，这是因为社会架构存在差异。在韩国，当时各种势力交织紧密，支持汉字的老派知识分子依然存在，而新兴的商人们发现使用汉字进行广告宣传更有吸引力。普通民众在举办喜庆活动或收取礼金时，若礼簿上不用汉字书写名字，总觉得有些不够味。在这样的复杂网络中，想要实行“一刀切”的做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谁才是真学霸
浏览至此，你或许会想，既然韩国街头到处都是汉字，那么当地民众的汉字能力必定远胜朝鲜。然而，实际情况却可能让你大吃一惊。
尽管朝鲜在公共场所对汉字实施了所谓的“焦土政策”，但在教育领域，它却从未真正放松过对汉字的传授。1968年，金日成亲自下令：“鉴于南朝鲜的出版物以及我们过往的书籍中仍充斥着大量汉字，为了确保民众能够辨识，教育汉字仍不可或缺。”
此言一出，“汉文”课程瞬间重返高中必修课的行列。
现今的朝鲜学子，据传自小学时期便开始学习汉字，而高中毕业后，他们需掌握两千个汉字。若欲报考大学学习历史、法律等专业，还需额外精通一千个汉字。一位脱北者曾言，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机中装有汉字词典，每当看到谚文中的“사랑”（意为“爱”），脑海中便会立即浮现出对应的“愛”字。
进入2000年，一项调查显示，在首尔的高中生群体中，能够准确书写“韓国”二字的学生，比例不足一半。
当代青年难以解读祖父的墨迹，而历史专业的学子在钻研古文献之前，往往需先行报名参加汉字进修课程。此类情形已是司空见惯。
如今，韩国社会陷入了慌乱。2011年，政府提议将汉字重返小学课堂，此举立刻引发了家长们的激烈争议。一方指责：“学习汉字就是忘却根本！”而另一方则反驳：“若让我们的孩子连祖先遗留的文化瑰宝都无法辨识，那才是真正的忘本！”最终，这一事件以折中方案告终：教材中加入汉字注释，然而是否学习汉字则由学生自行决定。
躲不过的同音咒语
归根结底，不论政策如何演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朝鲜语中，高达七成的词汇源自汉字。这根紧密相连的纽带，无论怎样尝试，都无法轻易割舍。
同音词现象普遍。“의사”（uisa）一词，既可以指“医生”，亦可能代表“义士”。“원수”（wonsu）同样模糊，它可能意味着“怨仇”，亦或是“元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或许还能凭借语境进行推断，但一旦涉及到签订合同、制定法律等正式场合，这种同音词带来的困扰便愈发显著。
韩国民众首当其冲，遭遇了这样的困扰。在八十年代，发生了一起著名的诉讼案件。两家公司签订合同时，因关键词“대리”（daeri）未标注汉字，一方主张其意为“代理”，而另一方则坚称其为地名“大里”。这场诉讼僵持不下，最终持续了整整三年。
自那之后，在法律文件及各类重要文献中，于谚文词汇之后附上相应的汉字，已然成为韩国社会约定俗成的惯例。
朝鲜如何应对这一难题呢？解答直接而直接了当：依赖教育，依赖死记硬背。由于全体国民在学校接受过汉字的系统学习，因此当他们看到“문제”（munje）这个词时，大脑便自动联想到“问题”；阅读“정치”（jeongchi）时，也能迅速辨识出这是“政治”，而非“整治”。
汉字虽未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却如同“隐形字典”，深深刻印在每一位朝鲜人的心智之中。
结语
文字的选择，远非单纯的技术考量，它如同的一面镜子，映射出一个民族渴望塑造的自我形象。
朝鲜所选择的道路，旨在追求一种极致的“民族主体性”。历经一轮又一轮的外部文化冲击，这个国家迫切需要一个“纯净无瑕”的象征来确立自我。因此，他们毅然将汉字从公共生活中剔除，却又悄然将其纳入教材之中。这可谓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维护“我们仅使用本民族文字”的尊严，亦要兼顾“我们能够理解历史”的实质。
韩国在妥协与摇摆间徘徊，恰是多元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韩国渴望拥抱纯粹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汉字在经济、法律及文化传承方面带来的便利。这种矛盾心理使得汉字在韩国成为一种“弹性存在”，在需要时便被启用，而在无需时则被搁置一旁。
今日，朝鲜的一名大学生或许能够熟练地默诵《论语》的汉字原文，但在手机上敲打汉字的能力却未必得到锻炼。相较之下，韩国的一名中学生或许连“韓”字书写都感困难，却能轻松运用各类网络流行语，与全球的同龄人畅快交流。
一方将汉字深植于教育的骨髓，另一方则将汉字留存在生活的肤浅之处。这两条道路看似背道而驰，实则都在探寻同一个亘古不变的课题：一个民族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确立自身的定位。那些在半岛上若隐若现的汉字，正是这场持久博弈最直观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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