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八路军崛起真相：阎锡山竟是“神助攻”？
抗战时期，八路军势力增强。
在抗战初期的战火纷飞中，八路军如疾风骤雨，迅速席卷山西大地的众多乡镇与农村，迅速构建起各级政权体系，覆盖了数百万民众。这一举措，即刻间让八路军的势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待战争落幕之际，中共已成长为拥有百万雄师，足以与国民党正面抗衡的强大政党。
众所周知，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崭露头角，然而，关于其崛起的历程，鲜有人能详述其来龙去脉。
或许仍有不少人士记得，山西在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了八路军崛起的重要摇篮。
彼日，侵略者对山西发起猛攻，中央军与晋绥军边战边退，八路军却英勇奋战，不断向前推进，虽身处险境却巧妙地摘取了胜利的果实，在山西敌后成功建立了众多的抗日根据地，并设立了政权。
言语间看似简单，然而付诸实践，情形便大相径庭。
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华北迅速布阵，夺得众多战略要地，实现我教员所制定的抗日战略，绝非仅凭勇猛与智慧所能充分阐释。
无论事情多么微不足道，单凭空想绝无可能达成，唯有脚踏实地付诸实践，方能有望成就伟业。
切勿误以为教员之职责仅限于窑洞中谋篇布局，运筹帷幄。实则，教员在投身事务时，严谨细致，对关键人物与关键事件紧咬不放，直至取得成果，方肯放手。
自1936年东征归来，教员便对刘少奇展开严密关注，敦促其加大对华北，特别是山西地区统战工作的重视。他几乎是日复一日地追询工作进度，刘少奇在教员的催促下亦感焦虑，于是他亦不遗余力地督促薄一波等同志，要求他们提供成果，确保实效。
薄一波等人真有两下子。
等到七七事变前后，整个山西都快被中共渗透成筛子了，到处都是中共的人。
在山西省众多县政府中，主导权的掌握者多为共产党员。而在牺盟会的核心成员中，共产党员占据了骨干地位。此外，山西新军的中高级军官队伍，也主要由共产党员或预备党员组成。
山西乡村的宣传工作主要由左翼人士负责，而民众的团结与组织则是由共产党领导实现的。即便是军政要员的培养任务，亦由共产党成员一手操办。
在山西陷入敌手之前，中共的影响力已渗透至山西与绥远两地，其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均拥有显著的影响力。正因如此，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共能够迅速且顺畅地在山西建立起各级政权。
如此看来，共产党在山西的活动如此活跃，难道阎锡山作为“山西王”只是坐视不管，无所作为吗？
或许你们难以置信，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地区的最大“保护伞”正是阎锡山。
老蒋愤然质问阎锡山，究系何人提议成立牺盟会，并要求予以严惩。同时，日本人亦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指控阎锡山“通共”。
彼时，在山西军政系统的各级官员眼里，阎锡山俨然成了一个被迷了心窍的昏庸帝王，众多大员心腹苦劝阎锡山，让他打击中共的发展。
阎锡山非但未曾听从，反而掷地有声地斥责道：“你们懂什么！”
阎老西葫芦里卖什么药？
01
从红军东征说起。
1935年岁末，瓦窑堡会议圆满落幕，历经长征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风波，红军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对未来亦重燃了新的期待。
尽管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在物质条件上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
鉴于陕北粮食匮乏，物资严重短缺，难以维系众多红军的供应，加之陕北地域贫瘠，发展前景有限，会议结束后，教员深思熟虑，认为还是应当渡过黄河，向山西拓展，那里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说干就干。
1936年伊始，指导员亲率部队渡过黄河，抵达山西地区。
本次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连接山西与绥远两地，并实现与苏联的互联互通。理想状态下，我们期望在山西这片较为富饶的土地上稳固根基，进而与陕北地区相连，届时红军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
当时红军兵力仅有两三万人，然而教员对战胜晋绥军并无丝毫担忧。在东征期间，教员诗情迸发，挥毫泼墨，创作了《沁园春·雪》一词。
相较之下，教员的镇定自若，阎锡山则显得有些不安。
阎锡山是民国知名军阀。
军阀之间亦各有等级之分，其中低级军阀仅以武力夺取政权，此等行为人人皆可为之，他们全然依赖手中掌握的军队，别无他物，因而只能沦为最劣等的军阀。
中等层次的军阀则深知经济建设的要领，既掌握军队，亦略懂经济建设之道。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一众显赫军阀，均擅长此道。
那些级别较高的军阀，其能力非凡，不仅精通经济之道，更能在经济领域取得显著成就。阎锡山便是这样的军阀典范。
他在山西执政长达数十年，实乃深谙治政之道，素有能干之名。虽山西地处内陆，然在民国时期，其经济发展却能独辟蹊径，一枝独秀，领先全国。军事工业亦发展得颇有规模，令蒋介石亦不禁向阎锡山请教。
阎锡山能力强。
常言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阎锡山，这位对理论充满热情的研究者，在审视中共时，其视角也与众多军阀迥异。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曾多次邀请平津地区的中共教授和学者赴山西举办学术研讨会，旨在汲取他们的智慧精华，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中”理论。
一个军阀去学马克思主义，目的肯定不怎么单纯，阎锡山很忌惮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所以就想从理论中找到破解红军的办法。
其他军阀仅着眼于红军手中的数万杆枪，而阎锡山独具慧眼，洞察到了红军那令民众畏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
阎锡山曾向其部下阐述道：“共产党凭借思想、民众力量、政治手段及武力，意图夺取政权。唯有思想方可抵御思想，唯有民众方可抵御民众，唯有政治方可抵御政治，唯有武力方可抵御武力。”
见解很高明。
02
1935年，红军抵达陕北之际，阎锡山深感忧虑与惊恐。
你所目睹之景，便将信以为真；你所坚信之物，便将付诸行动。
凡是一般的军阀，目睹红军所持之武装，往往采取军事手段实施压迫。至于阎锡山，他洞察红军所秉承的理论与主义，于是便在理论与政治层面施以压制。
阎锡山在民国军阀中堪称罕见，他格外关注农村与农民的福祉。在其主政山西的岁月里，他推行了一系列针对农村和农民的政策，致力于将农民群体组织起来。当时，山西的社会秩序相较于其他地区，确实显得尤为井然有序。
因此，阎锡山深刻洞察到，红军对农民的吸引力堪称无与伦比，正因如此，他才会对红军进入山西充满畏惧。
在抵御共产主义方面，阎锡山亦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与策略。
若论及老蒋在抵御共产主义思潮的过程中所秉持的策略，乃是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主导；而阎锡山则截然不同，其策略可概括为“九分政治，一分军事”。
阎锡山认为，红军的可怕之处就是能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法，笼络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军事防共根本无用，主义的力量胜于军事，如若不能阻止中共对农民的动员，其他都无济于事。
于是，他另辟蹊径，意图先行将土地收归公有，彻底摒弃土地私有制，如此一来，红军到来时便无法再进行土地分配，且无处可寻豪绅加以打击。
即，无需你动手，我自行处理。
我坚决不愿他人夺我生命，誓要亲手改变命运，然而，最终却因此走向了绝境。
再者，阎锡山先行一步，将山西民众积极动员起来，大肆散布关于红军的虚假信息，以此恐吓民众。随后，他着手组建了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
这两大民众团体颇具特色，红军到来后，不正是承诺要为穷苦百姓撑腰的吗？
我便先行一步，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提升，成立一个名为“主张公道团”的组织。该组织旨在先将受苦受难的穷人团结起来，保障他们的权益。我们以公道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防共保卫团乃专为对付那些持有亲共立场之人而设，将拥护共产主义者诬为恶徒，举报者可得奖金，捕获者将获赏金。
为使民众对红军抱持不良印象，阎锡山亲自编撰了六首反共歌曲，并向各村落分发，规定期限内必须学会。未能按时学会者，需当众接受相应的惩罚。
阎锡山的这套做法表面上看似精明，实则是在自掘坟墓。
此等策略不仅将颠覆山西固有的社会架构，而且在新兴组织与人员崛起之后，将持续与旧有组织和体系发生层出不穷的冲突。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良药偏毒。
琼浆即砒霜。
山西省的二把手，即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在这一点上始终未能洞悉阎锡山的战略思维。徐永昌曾多次敦促阎锡山加固黄河防线，并强化军事力量。
然而，阎锡山深陷于主义纷争的泥潭，难以自拔，对于增强军事力量以抵御共产主义并无太多热情，他全心全意专注于政治手段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
一方面，他坚信军事防共并无实效，对自己采取的政治策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他亦不愿将军事力量分散用以抵御共产主义。
鉴于当时日本人对绥远虎视眈眈，且绥远地处山西北部要塞，阎锡山亟需巩固力量以抵御日本人的威胁。
然而，阎锡山玩弄的这一套把戏，在教员的视角中，不过如同孩童的游戏，根本未曾放在心上。
阎锡山对黄河防线的疏于防范，却意外地助长了红军渡河的进程。
03
1936年2月，红军攻入山西。
红军在成功突破黄河的重重关隘之后，随即兵分多路，勇猛向东挺进：其中一支部队占领了义牒，并对石楼发起了围攻；另一支部队攻克了留誉，进而逼近了中阳；第三支部队则沿河北上，对柳林发起了突然袭击。
阎锡山未曾遭遇过如此局面，一时之间，竟感到茫然失措。面对十几万人的汹涌攻势，他竟无法阻挡仅有数万之众的红军。
以往自以为精心构建的所谓坚不可摧之物，在真正将土地分给穷人的红军面前，却显得不堪一击。
教员施展一记“麻雀满天飞”的绝技，令阎老西束手无策。
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向阎锡山发出电报，提出愿意协助剿灭共军，然而，阎锡山并未领受其好意，反而对张学良的动机提出了严厉的质疑，斥责其心怀叵测。
阎锡山心生疑窦，他坚信红军渡过黄河乃老蒋与张学良共谋之策。二人素来倾向于联俄，故此，阎锡山一经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便认定其背后操纵之人正是他。
张学良在政治领域尚显稚嫩，缺乏定力与耐心。
在婉拒张学良的恶意提议之后，徐永昌曾建议派遣老蒋的中央军入驻山西，然而这一提议同样遭到了阎锡山的拒绝。阎老西始终坚持，除非万般无奈，否则绝不允许老蒋插手他的势力范围。
反观老蒋，他的耐心堪称一绝。尽管已将入晋的部队悉数准备就绪，他却未曾主动与阎锡山接触，始终保持沉默。
战略定力远胜张学良。
眼见红军在山西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大有扎根山西、久驻不归之势，阎锡山焦虑万分，即刻调集晋军全力阻截红军的进逼。
三月伊始，阎锡山紧急调动两支纵队，合计八旅兵力，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一带，意图在孝义西部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展开一场决战。他企图凭借兵力上的优势，一举吞并红军。
红军毫无畏惧，双方在兑九峪一带蜿蜒数十里的山谷中展开激烈交战，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最终均未取得明显优势，最终各自收兵。
阎锡山向来认为红军的理论与主义颇具威力，而在军事上则不足以构成威胁。
红军狠狠地赏了他两个响亮的耳光，深知群众工作是其核心技能，军事指挥更是其擅长的领域。
在兑九峪一役之后，阎锡山对于红军的应对手段已然穷尽，内心涌起一股无力之感。
恰在此时，老蒋伸出了一只手，面带微笑地对阎锡山说道：“遇到难题，不妨寻求中央军的援助。”
3月11日，徐永昌记。蒋先生来电指示，除了黄杰所部一旅以及关师全体人员之外，还特别指令卫立煌率领两支师团前往晋地协助剿匪。
老蒋深谙时机，深知此刻唯有阎老西才会同意中央军进入山西，且不会因此激怒那位狡猾的阎老西。
此次肩负重任，代表老蒋赴晋的官员乃陈诚。尽管其使命本为支援阎锡山，但陈诚却刻意降低了姿态，显露出合作至上的态度。
陈诚深怕自己因位高权重而令阎锡山感到不适，进而产生误会，便言明自己将在三两天内离职，将部队指挥权交予汤恩伯。
随着中央军的大部份兵力相继抵达山西，我军领导人洞察形势逆转，随即下达撤退命令，全军撤回陕北。
此次东征，虽痛失刘志丹这位杰出将领，但整体而言，可谓是凯旋而归，大获全胜。
红军已远去，而中央军却滞留于晋西之地，不愿离去。
正如教员所预见的，东征战事落幕之后，山西的矛盾格局亦将随之发生新的转变。
04
请神容易送神难。
若请中央军协助驱逐红军，并向老蒋求助，自然少不了相应的代价。
中央军不仅驻留未撤，更积极争取阎锡山旧部的归附，扩充国民党组织，并暗中在晋绥军中安插己方人员。
老蒋下达指令，命阎锡山率部组建十五个团，筹划一场西征，渡河进剿共军。
此外，老蒋公然展开了对晋绥军高级将领李生达的拉拢，委以此次西征总指挥的重任，并允许中央军听其调遣。
老蒋的举动实属令人作呕，让阎锡山倍感苦恼，他甚至直言，即便不是被红军所灭，也将因“草”字头之祸而丧命。
此时，日本对华北地区抱有野心，通过伪蒙古国对绥远施加压力。绥远地处山西之北，是山西的北方门户。日本人意图实现华北自治，其首要目标便是夺取战略要地山西。
鉴于山西地形险峻，若无法征服此地，华北自治的设想便沦为笑谈。
日本人在经济、军事及政治层面，对阎锡山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阎锡山不愿担任日本在华北的代言人，这显露了他对于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的坚守。至于山西，那是他无法割舍的故土，他的一生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早已融为一体。
日本心怀觊觎，如今中央军再度被引狼入室。
国民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日本侵华军，三股势力皆将目光聚焦于山西。阎锡山曾不禁感慨：“在这三颗鸡蛋之上，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舞动，绝不能让任何一颗破碎。”
阎老西先行动锄奸。
1936年五月，阎锡山派遣手下秘密处决了李生达。事后，他向蒋介石报告，称李生达遭遇刺杀，导致军心浮动，恳请允许暂时推迟入陕的步伐。
老蒋含笑不语，竟乐于目睹晋绥军内部的纷争与内斗。
李生达事件亦昭示，阎锡山所承受的压力实属巨大。内忧重重，自身阵营已是乱象丛生，而外患亦环伺四周，敌对势力虎视眈眈。
阎锡山基于其“中庸之道”的哲学理念，坚信自己唯有在狭窄的缝隙中寻求生存之道。在这一关键时刻，阎锡山心中不禁想起了刚刚撤离山西的红军。
此次东征之后，教员使阎锡山深切体会到了红军的英勇无畏。红军虽仅一两万人，却与十余万敌军交战，势均力敌，这让阎锡山感慨良多。
阎锡山私下核算一番，若红军的战力与日军相仿，那么以他手中十余万大军，相较日军的一万余人，实难取胜，这场战役难以展开。
倘若红军的战斗力不及日军，那么连红军都无法战胜，便意味着丧失了抗击日寇的资格。
经过一番商讨，阎老西便萌生了借助中共之力，以图缓解日军与国军对其施加的双重压力之策。
在老蒋和日军的逼迫下，阎锡山这个坚定的反共份子，竟然开始主动找红军合作。
若红军未能彻底挫败阎锡山的势力，那么阎锡山便不会主动寻求与红军展开合作。
若红军未能率先击败东北军的两支师部，张学良或许亦不会寻求与红军展开合作。
世间本就残酷如此，不怕你招致是非，只怕你缺乏分量。若实力不济，甚至连被他人利用的资格也将不复存在。
唯有具备实力，方能赢得进入牌桌的资格；正所谓，锻造钢铁，先得自身坚韧。
此刻，教员在陕北洞察到阎锡山正陷入困境，正是我们拉拢他的绝佳时机。尽管双方不久前曾有过一场冲突，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展望未来的合作前景。
阎锡山无法选择。
教官洞若观火，尽管自己方才率众对阎老西痛下杀手，然而彼此间仍有望成为朋友的可能。
阎锡山并非愚钝之辈，实则智谋过人。与智者交流，最为便捷。利害关系显而易见，你我皆心知肚明。
重返陕北之际，教员旋即转身，挥毫泼墨，撰写了一封寻求合作的信函，命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携此信函，将其带回阎锡山手中。
伯川先生：听闻蒋氏对先生之压迫日益加剧，竟至强行派遣晋军二次入陕，同时派遣中央军对其进行监视，可见蒋氏并无悔改之心。三晋军民对此必怀同感。若先生能与敝方携手一致抗日，对抗蒋氏，敝方同仁衷心愿与晋军并肩作战，共同抗敌。国难当头，时局紧迫，三晋贤达岂能坐视不理？
在强者看来，阴谋论显得荒谬，若不洞察时局，暗中策划又有何价值？
阎锡山接信之后，心中已然涌动波澜。他意图借鉴红军组织的号召力，用以扩充自身实力，将山西的民众组织起来，为己所用。同时，红军亦需借助阎锡山的同意，在山西开展宣传活动，推广自身理念。
达成了三项协议。
一、解散山西境内所有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与团体，诸如防共保卫团等。
取消陕北苏区封锁。
三、为满足双方需求，遂组建了抗日民众团体，此团体便是日后闻名遐迩的牺盟会。
这场相互依托的合作，双方皆心甘情愿，阎锡山无可选择，红军亦然。
天涯沦落人，何须曾相厌。
合作中谁利用谁。
那就要看本事了。
05
恰逢其时，身处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正苦寻脱身之策。
彼时，日军的铁蹄正欲踏平华北，国民党当局计划将势力范围从该地区撤出。与此同时，那些被囚禁的政治犯亦将随波逐流，一同被押解离去。
狱中管理者向薄一波等人透露，此次转移之机，实为释放他们的一次良机。
需付5000元。
薄一波及众同仁被囚禁于牢狱数载，他们清贫如洗，不染尘埃。薄一波便萌生一念，欲写信向外界求助以筹措资金。不料，监狱的看守听闻此事后，竟表示全然支持，更是热切地承诺：“我愿意协助你将信件传递出去。”
薄一波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认为有人或许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一笔巨款。这位人物便是他昔日同组的地下党成员——胡熙庵。胡熙庵曾是造币厂的科长，长期与金钱打交道。
如今，胡熙庵的身份是山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处处长，然而他并无多余的资金。在接到薄一波的来信后，他立刻联络了在山西定襄的同乡，寻求他们的帮助。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找到了郭挺一。
郭挺一与薄一波同窗，早年均为共产党员。然而，他履行了反共启事的出狱程序，随之被开除党籍。此后，他返回山西故里，投身于阎锡山的麾下，于山西自强救国会担任要职。该会会长由阎锡山担任，而梁化之则出任总干事。
找到阎锡山。
郭挺一与阎锡山进行洽谈，试图说服其出资，以营救薄一波等人。在谈话中，他对薄一波极尽赞誉之词，几乎将薄一波捧上了天。
恰逢此时，阎锡山正着手组建抗日民众团队，迫切希望与中共携手合作，唯独缺少一位他心目中的中共骨干来负责策划和组织相关工作。
阎锡山闻悉薄一波这位才子身为共产党员，且同属山西籍贯，两人故乡相隔不远。即便梁化之这位阎锡山亲自栽培的政治传人，以及幕僚赵戴文等一班人等，也都力荐薄一波。
薄一波易操控。
阎锡山秉持虚怀若谷的胸襟，迅速为负责管理北平事务的军阀宋哲元，以及革命同志薄一波，分别致信一封。
随即，派遣郭挺一携带着五千银元前往北平监狱，旨在将其中的薄一波接至山西，以便共同商议并推进保晋事业。
恰逢此关键时刻，刘少奇亲自命人致信薄一波等人，敦促他们尽快完成反共启事的相关手续，以便早日获得释放。
这正是所谓时运来临，任何阻挡都无法抵挡。曾被囚禁五年的薄一波，即便平日里呼声再高，亦无法挽救他们。
待至预定时刻，外界人士纷纷争先恐后，欲将他们解救于困厄之中，真乃时势造就英雄。
潮流涌动，若你才智出众，脱颖而出自是易如反掌。在动荡的年代，真正才华横溢者自不会默默无闻。
刑满出狱不久，薄一波便收到了阎锡山的来信。信函到手，他立即向北方局进行了及时的汇报。
闻此喜讯，刘少奇心中欣喜不已，心想这乃是求之不得的佳缘，岂料狱中归来，便有如此美事主动降临。
当前，形势正经历着剧烈的转变。日本企图灭亡我国，蒋介石依旧坚持不抵抗的政策，而阎锡山亦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在此背景下，党的当务之急是，既要深入开展基层群众工作，又要积极构建和维护上层统一战线。
在执掌白区工作之际，刘少奇尤为注重构建并巩固上层统一战线。
他坚信，唯有竭尽全力争取合法身份，并妥善维系与高层的关系，方能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擅长的是渗透之道，而非单纯的对抗，所倚赖的是真正的技艺，而非一时的怒气。
刘少奇对薄一波说：“若此机会主动寻至门前，错失便是放弃良机。”
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好机缘，阎锡山将这等无上的机遇直接指名道姓地赐予了薄一波。
在一定程度上，阎锡山堪称薄一波的伯乐，而原本险些沦为边缘人物的薄一波，自从承接了这个重点项目，其名字便迅速引起了教员的关注。
行走他乡，乡情难舍，阎锡山这位昔日乡绅，对待同乡颇为热忱。
薄一波自述：“出狱后不久，大约在10月5日，我便回到了山西，并在那里逗留了二十余日。那时，革命的力量尚显薄弱，党内仅有特科一处，他们在我抵达车站时，组织了少数人前来迎接。人数约莫十来个，显得颇为稀疏。胡熙庵带领了一部分人，邀请我前往他们处居住。”
阎锡山特地召见薄一波，旨在委以重任，令其担负起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职责。
他意图借助这个组织，将山西境内所有民间力量紧密联合，共同凝聚群众力量，投身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
阎锡山个性鲜明，他奉行“事无绝境”的信条。
起初，该组织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然而阎锡山认为直呼“抗日救国”略显不妥，遂将其更名为“牺牲救国”。
继而，在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进程中，情形亦复如此，将原有的抗日决死队更名为抗敌决死队。
阎锡山行事遵循“中庸之道”。存在即真理，需求即合法。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只要能够维持我的生存，我愿意与任何人结好；而若有人意图剥夺我的存在，我必将坚决地与之对抗。
步入抗战中后期，家道中落，财产几近耗尽的阎锡山，竟然与日本人步调一致，同流合污。
06
恰逢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即1936年9月18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山西正式宣告成立。
抵达山西后，薄一波首要之举便是与阎锡山商定三项约定，委托其负责牺盟会的日常运作。固然如此，阎锡山需承诺满足薄一波提出的三个条件。
“首先，我坚持专注于抗日工作，而不涉猎其他领域；其次，我作为一位共产党员，我的身份不可更改，你也绝不能对我的工作进行任何限制；最后，我的一切活动均需得到你的首肯。”
然而，阎锡山亦有所要求，即牺盟会的一切活动均需以他的名义进行。在发表言论和处理事务时，虽可借鉴共产党的策略，但形式上必须遵循阎锡山的风格。
“以阎锡山的钱袋，蓄共产党的粮。”
你我互相利用，你似乎以为我已束手就擒，而我亦深信你已被我牢牢掌控。
此处存在疑点，阎锡山是否知晓薄一波与郭挺一并非同一人，他所采取的是伪造的手续而非合法手续？
有学者声称自己并不知晓，故而阎锡山对薄一波给予了极高的信任。然而，根据薄一波的追忆记载，阎锡山实则应是知情者。
明了重用薄一波的缘由，在于他那份伪造的文件能够有效规避诸多困扰。
在山西逗留逾月之后，薄一波搜集了充足的第一手资料，便匆匆返回北方。他向刘少奇做了详尽的汇报，并据此制定了一套指导未来工作的纲领。
刘少奇叮嘱薄一波，无需畏惧与国民党高层过于亲近。抵达之后，首要任务是稳固自己的立场。他们所喜闻乐见之词，我等便应顺其意而言。
阎锡山若是不悦，便缄口不言。关键在于稳固实质性的领导地位。
行前之际，刘少奇再增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与薄一波同行太原。同时，亦赋予薄一波一项特别使命——营救王若飞。
起初，薄一波与梁化之曾谈及，王若飞乃我党之杰出人才，其党内地位与周恩来相当，一旦获释，便可为牺盟会效力。然而，王若飞获释后，却急于返回延安，此举令梁化之甚为恼火，他甚至想要将王若飞重新拘禁。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薄一波重返太原后，首先对牺盟会进行了重组，会长一职依旧由阎锡山执掌，而常委成员中，除梁化之外，其余六席均由共产党员出任。
杨献珍负责起草了牺盟纲领。纲领原文中提出“抗日救亡”，然而阎锡山将其修改为“抗敌救亡”；原句中的“收复失地”也被他改成了“守土抗战”。
薄一波等人亦不强求，任君随意发表高见，只要有心共事便足矣。
牺盟会作为山西省政府直属的官方机构，其运作便捷高效。阎锡山不仅为其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与强有力的支持，更使得各项事务得以顺利进行。即便薄一波亦不禁感叹，各项事务进展迅速，成效显著。
然而，过程中亦遭遇曲折。在山西，众多军政界人士均对阎锡山启用共产党人表示反对。
有次，万经国与赵传寿这两位集团总司令，带领着部下七八十人，一同来到阎锡山面前，他们说道：“参谋薄一波涉嫌共产党，一旦你承认其身份，我们便将陷入绝境，无路可走。”
阎锡山轻笑一声，说道：“你们这帮人真是无知，如今结识这样的朋友尚且不易，待到将来，恐怕连交这样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快滚吧。”
证据确凿，阎锡山实为中共在山西地区的首要“庇护者”。
大革命失利之后，中共地下党成员何曾享有如此优待？在白色区域内，领导人们不仅没有指派军警捉拿，反而对他们提供庇护，遇渴便递上清水，感饿即送来食物，无微不至地关怀备至。
无论新怨旧仇，在历史洪流面前，皆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笑柄。
07
革命年代，共产党人最擅于斗争和领导。
擅于一气化三清。
红军的骨干成员，犹如红警游戏中的基地车，一旦锁定资源丰富的地域，便能迅速展开，构筑起坚实的根据地。
自牺盟会成立以来，薄一波等先驱者们着手进行的首要任务便是致力于人才的培育与培养，以期实现自主造血。
这显然比老蒋的手段更为高明。老蒋一旦进驻山西，便惯用老三套策略，即挖墙脚、安插奸细、挑拨制造矛盾。
来来回回，不过是一场零和博弈，充斥着既定的存量，却鲜有新增的增量。
薄一波等人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一开局便设立了众多培训班，各式各样的培训班接连开设，班次一个接一个。
牺盟会相继筹办了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以及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和军政民运干部培训班等多类培训活动。
在阎锡山的严密监管之下，虽未设立党校，但其余各项事务均得以顺利进行。
村政协助员培训课程究竟有何要义，不妨让我们专门予以阐述。
该组织的活动颇似当下大学生热衷的“三下乡”实践，旨在召集学生与青年投身乡村，进行宣传推广，彰显着五四精神的传承。
村政协助员培训班成员经选拔录用，重点招募太原学子及部分乡村教师，总计约一千人。学员们将接受为期十天的集中培训，随后奔赴乡村一线，致力于向农村各阶层广泛宣传与鼓动。
组织形式颇似昔日工运之举，刘少奇执掌全局，薄一波负责落实。
村政协助员抵达乡间后，便着手将村民们聚集起来。
以十人小组为单位，各小组共同推举出一位代表。此过程持续进行，同时选拔出杰出人才进入军官教导团与军士训练团深造。我们的目标是吸纳两万名优秀人才。
在三个月的下乡活动中，牺盟会的会员数量迅速攀升至六十万，同时，也使得其他培训班得以满员招生。
运用此策略，仅需动员一千名青年学子，便激发了数十万的参与热情，汇聚了数万名杰出人才，最终成就了这一伟业。
阎锡山羡慕其组织动员力。
随后，设立了政治工作人员培训班、冲锋上士培训班、妇女运动培训班，以及寒假与暑期培训班。
而最为关键的是牺盟干部训练班，该班别具一格，专注于培育牺盟会的特派员，其教育体系与中共一脉相承。
特派员的职责遍布山西全域，肩负着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的开展重任，将经过培训的人员安置于最适宜的岗位。
综而言之，无论男女老少，不论来自本省或是他乡，在参加了牺盟会之后，皆能寻觅到契合自身需求的培训班。在这里，他们不仅能习得抗日救国的实用技能，更可免费获得当代世界最为前沿的思想瑰宝——马克思主义。
1937年左右，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地区的势力迅猛扩张，呈现出一股席卷全局的态势。
中共以农村为基地建立政权。
阎老西将山西的农村地区慷慨地交付给了中共去开拓，从而将山西塑造为一座独特的革命根据地，中共若不崛起，几乎是不可能的。
阎锡山或许未曾料及，昔日他借鉴中共策略，拼尽全力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然而数年后，他却毅然决然地敞开大门，欢迎中共在此生根发芽。
令人感慨。
在短短的时间内，薄一波凭借牺盟会之力，培育出一批杰出的抗日救亡工作骨干，从而逐步构筑了山西新派领导力量的核心。
08
在培养出众多军政人才的基础上，紧接着便是策动阎锡山组建新军，这支部队后来演变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细观之下，想必许多人都会察觉到，与阎锡山有关联的组织，其名称均带有一种别具一格的风味。
阎锡山个人喜好独特，早年留学日本期间，他曾投身于铁血丈夫团，自此对那些蕴含着牺牲精神的名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阎锡山亦怀揣着组建新军的志向，尤为倾慕红军那般组织结构严谨、纪律严明的军队。在与红军交手之后，他早已萌生了打造一支类似新军的强烈愿望，然而，身边却缺乏精通此道的得力助手。
自七七事变爆发，薄一波便向阎锡山提出组建军队的构想。阎锡山经短暂考虑后便予以应允，承诺由山西省承担武器装备和军饷等费用。然而，他亦强调，军队的制度需与红军保持一致，并且部队的领导层需由其自行挑选。
薄一波将此事向上级进行了汇报，上级亦为之震惊，直言此乃八辈子以来未见之盛事。
新军之建设势在必行，武器之掌控亦须归我辈所有。教员一挥手间，延安全力予以支持。待八路军渡过黄河，届时更将输送一批军事人才予以援助。
阎锡山渴望掌握更大的领导权，而我方则应专注于中下层的领导权。
阎锡山固然不易轻易欺骗，他曾试图在新建军队中掺杂不利分子，然而这招数并未奏效。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始终占据首位，无人敢有异议。
最初，决死队的核心成员仅限于300名学子。在一个月后，阎锡山的批准下，队伍得以壮大，扩展为五个旅和四个纵队。
名义上，这支决死队隶属于阎锡山的指挥，然而，其政治委员与政工人员均为共产党员，部分思想开明的旧式军官，亦被选送至抗大分校深造。
新军组建之际，刘少奇与杨尚昆同志在延安圆满完成会议任务后，便跋涉至太原。
自他们抵达之后，便迅速着手夺取新军及山西各县的领导地位，向各县域派遣政治工作人才，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机构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牺盟会总部随即迁至临汾，刘少奇等领导亦在此地展开办公。
此刻，山西的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动，敌方已占据山西半壁江山，晋绥军亦遭受重创，损失过半，而旧政权几乎陷入全面瘫痪。
阎锡山元气大损，此刻他手中力量匮乏，唯有将所有希望寄托于牺盟会。
昔日，阎锡山或许有意庇护中共在山西的壮大，然而随着山西半壁河山的相继失守，他对中共的发展态度近乎转变为一种默许与纵容。
彼时，华北地区的政府机构几乎空荡无人，国民政府的权力机构亦已陷入瘫痪。然而，在众多小城镇中，日伪政权尚未得以确立，导致政权出现了一段暂时的空白期。
此前，刘少奇委派的牺盟会特派员分赴山西各县域，迅速接管了众多县、区及村级政权。此外，刘少奇还精心筹备了一期县长培训班，从中选拔了40名特派员，直接加以培训，使其成长为合格的县长。
刘少奇对机遇的把握尤为敏锐，在那个时期，他全身心投入，不再从事其他事务，专注于政权建设。他的主要职责在于任命各级政权领导，并致力于培养各级干部。
在这方面，刘少奇与教员的观点高度一致，他们都极为看重政权，重视农村的发展。教员在延安密切关注山西的军事动态，而刘少奇则专注于临汾地区的政权建设，两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
固然某些县长、团长的任命需征得阎锡山的批准，但在此关键时刻，这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程序。阎锡山孤立无援，唯有依靠牺盟会之力。而共产党所推荐的人选，大多顺利获准。
政权已基本落入手中，新军的指挥权亦几近掌控。虽然新军名义上隶属于阎锡山，实则军中实权已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在新军兵力达到巅峰时期，其编制规模高达五十个团，主力部队人数超过五万，几乎与八路军的编制相当。
随后，阎锡山察觉到已无力驾驭新军，遂决意亲自将其这支队伍予以消解。
自十二月事变以来，众多新军部队毅然易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融入了八路军120师和129师的行列。
八路军迅速壮大。
09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阶段，八路军迅猛发展，迅速在山西全境范围内建立起各级政权机构。这其中，刘少奇的领导和指挥作用至关重要，而阎锡山及其领导的牺盟会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蒋介石对红军追击围堵长达十年，意图在山西重现四川的胜景，然而却遭遇了意外，阎锡山并非刘湘，而山西亦非四川。
在无奈之下，阎锡山被迫开放山西，允许中共在此合法活动长达一年有余，使得老蒋之前的努力化为泡影。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党得以迅速壮大。
继而，随着国民党撤离大陆并迁至台湾，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国民党的最终溃败，阎锡山肩负着不可推卸的重责，其责任难以规避。
实则所言颇有几分道理，然而，随之而来的好处却也是延安凭借自身能力所取得的。
是谁在当初对阎锡山施加了如此沉重的压力？正值日军大举进逼之际，非但未分担其负担，反而逼迫他向中共一方倾斜。
老蒋过于自信，深信红军与晋绥军之间的矛盾难以弥合，且坚信沦为丧家之犬的东北军，必将与红军展开互相消耗的斗争。
两个算盘被教员化解。
阎锡山同样满怀自信，自诩在山西经营数十年，已建立起不容小觑的势力，足以借势左右共产党，以应对更为强大的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日军。然而，常言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
蒋介石与阎锡山均堪称一代枭雄，然而，他们却面临了一位同样强大的对手——毛泽东。
还是教员最牛。
那么，在这一时期扮演关键角色的薄一波，他后来的境遇又是如何的呢？
1943年11月，薄一波抵达延安，参加了七大的预备会议，并首次见到了敬爱的教员。
教员见到他说：你是薄一波吗？
又自言自语。如履薄冰。
随后，薄一波在七大上脱颖而出，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年仅37岁，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