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邱承光亲述：一九七一年的独家记忆
我的一九七一年
程 光
施工“老虎洞”
随着1971年元旦的落幕，部队内请假返乡探亲的干部们络绎不绝，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与家人共度春节的渴望，然而获准休假的人数却是寥寥可数。这主要是因为一二四师承担着甲种战备值班的关键职责，规定休假干部不得超过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对此，我并未多加深思，因为在我入伍之初，父亲便有交代，要将春节及其他节日的休假机会优先给予他人。当时，我担任三七〇团三营八连的指导员，连长因外出学习而暂时离岗，我也不便擅自离职。在部队的漫长岁月中，我从未能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
自去年开始，我师便肩负起“支左”任务中的国防施工重任。我们团承建的重点工程“七〇五工程”坐落于广州白云山的山脚下，这里曾是军区战时的指挥中枢，岁月流转，略显沧桑，目前正处在扩建阶段。该工程被划定为绝密等级，尽管任务急迫且任务量巨大，但仅允许部队参与施工，工作强度极高，即便是周末也未曾间断。军区首长时常亲临现场，亲自督促并检查工程进度。
春节的欢愉气氛犹在耳畔，我的连队便接到了新的任务指令，我们即刻奔赴“七〇五工程”附近，目的地是一座名为“老虎洞”的隐蔽地点。此次任务的核心是在一座新建的独立住宅外围构筑铁丝网。该住宅采用平房设计，占地面积大约在六七百平方米。它背靠白云山，屋后仅数米之隔便是那险峻的八十度山体斜坡。住宅前有一个小院，而其墙体呈现出一种淡淡的青灰色，如果不是近距离观察，几乎难以察觉。
本应属于工兵职责的架设铁丝网任务，却意外地落在了我们步兵连的身上。我们既缺乏专业的工具，又欠缺相应的经验和技能。幸运的是，所需网线的总长度并不长，仅有四百多米，于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边操作边积累经验。
使命至此暂告一段落，团部随即下达命令，要求连队在此地着手实施防空隐蔽工程，并承担起警卫任务。“防空隐蔽”的内涵，实则是在周边的住宅与庭院中栽种树木与草坪，以实现整体景观与周边丛林植被的和谐融合。从远处或是后方的山丘望去，几乎难以察觉其存在。
我担负着施工的全面协调任务，同时肩负安保重任，因而对这栋房屋进行了周密的环绕观察，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熟悉之感。虽然这栋房屋只有一层，但其高度却明显超出了一般住宅。它那宽敞的双层玻璃窗、长长的走廊、厚实且封闭的房门，与广东地区的民居风格大相径庭。我深思熟虑，总觉得这栋房子与北京西山地区军队首长的住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进一步的细致观察后，我更是发现，它与北京毛家湾林彪的居所简直是一模一样。
我们的团队正全情投入于“七〇五工程”的紧张施工中，而相较之下，我所在的连队主要负责绿化与警卫工作，这份相对轻松的任务让我内心颇感不甘。团政委似乎洞悉了我的这份心思，便与我进行了深入的谈话。他向我阐释，这栋建筑是军委主要领导莅临广州时的居所，因此必须由忠诚可靠的人员来执行这项任务。经过团部的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由你承担。
阳春三月，室外绿化项目正紧张进行，室内装潢亦同步启动。军区管理科科长率队入驻院落里的小屋，队员包括厨师、服务员、后勤人员及园艺师。那些女服务员统一着装，一眼便能辨识出她们是专为军区首长服务的接待班底。每当搬运重物时，科长便指派我去调遣战士帮忙。尽管协助工作不算繁重，但战士们回队时往往抱怨不停，因为物品摆放变动频繁，指挥调度不断，呼喊声此起彼伏，既劳累又常遭责罚。战士们日以继夜，与泥土为伍，工作完毕一身尘土，院中唯一有水的地方，便是厨房外的棚子。人多时，地面水渍遍布，容易滑倒。战士们因此常与科长发生冲突。他们对科长心存忌惮，而我却不惧，坚决反对他责骂战士。他对此怒火中烧，质问一个连队的指导员岂敢干预工作？我毫不示弱地反驳，若他敢轻视我的战士，那便别想他们再为他效力。他连声道歉，声称将向上级汇报此事，并威胁要对我进行处分。
“无需你多言，速速退下，莫让我们的工作受阻！”话音刚落，一列长长的车队便驶入视线，那是军区首长们的专属座驾。
“正是这位！”
步入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桌华美盛装的宴席。吴法宪正端坐于主桌的正中央，而丁盛司令员、刘兴元政委等军区高层领导则环绕其旁，分坐两旁。吴法宪向我投来友好的目光，我与吴仲秋立刻迅速地占据了次桌上的一个空位。
于宴会之室，他们热议不休，这所宅邸乃是专为林副主席所筑，缘于他昔日所居之宅已显破旧，不再适宜居住。从吴法宪的言谈间，不难窥见林彪与叶群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军委办事组亦未曾事先获此消息。原来，系军区领导命吴法宪传达此事，并诚挚邀请林总于秋风送爽之际莅临度假。吴法宪答曰，他自会转告此事，然至于林总是否莅临，他却无法预知。林总素来不愿因他而特建新居，在外地，他总习惯于寓居于那熟悉的老宅之中。
军区高层对此提出异议，强调他们正在策划并推进一项规模更宏大、品质更卓越的新工程。吴法宪对此一无所悉，因为军区首长特别强调，这一任务是由中央办公厅汪主任亲自委托的，并透露“那位人士”将在国庆节之后入驻，汪主任也将不久亲自莅临视察。对此，吴法宪回应称，有关“那位人士”的一切安排都将严格按照汪主任的指示执行，只要他有所吩咐，他必将照办无误。
自那日始，科长对我的态度愈发温和，甚至特意为我开放了位于房屋后部，仅供工作人员使用的卫生间，让战士们在辛勤工作一整天之后，得以洗去满身的尘埃。然而，这美好时光并未持续太久，连队随即又迎来了新的任务。
国庆前需完成的“保密”项目
肩负着庄严使命，我们投身于位于白云山麓、磨刀湖畔的全团新入驻的“国防”建设项目。该区域施工已全面铺开，占地面积辽阔，逾千亩之广，周边已严格划定为“军事禁区”。目前，已启动建设的建筑面积已超出一万平方米，分布着多栋独立而相互连接的别墅。参与施工的队伍包括一个工兵团、我团的一个步兵连，以及一支汽车运输部队和众多来自各地的专业施工队伍。
磨刀湖，这座承载着悠久历史的水库，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绿意，风光旖旎。在白云山的映衬下，湖面显得格外宁静而秀美，但宽广的湖面似乎略显单调。舟桥营巧妙地搭建了一座浮桥，直通湖心，运用从陆路运来的巨石，试图营造出一座看似“天然”的小岛，以丰富湖光山色的韵味。浮桥狭窄，仅能容纳一辆车驶至桥端倾倒石块，随后驶离，第二辆车方能紧随其后，因此施工效率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为了加速工程进度，夜晚灯火通明，团领导常立于浮桥入口，指挥并监督着施工的进行。
我们的职责在于编织铁丝网，然而，眼前的地形险恶程度远胜于老虎洞区域，线路的长度也膨胀了数十倍。战士们肩负着超过百斤的水泥桩，以及每捆重达两百斤的铁丝蒺藜，需在无路的山林中攀爬。在架设线路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精挑细选每一个位置，确保铁丝网紧随地形的起伏，穿梭于浓密的树林之中。既要避免铁丝网下方留有二十公分的空隙以防人员穿越，又不能让铁丝网距离树木过近两公尺，以防人员攀爬树木跳跃而过，因此，柱桩的密度必须是常规的两倍。固定柱桩的基坑，有的甚至是在地表的浮土之下、砂石之上的山坡上一寸一寸挖掘而成。为了按时完成使命，我们连队自清晨便开始攀登，直至夜幕低垂才收工下山。我和战士们常常满身泥泞，膝盖淤青，手脚上还留有几处被铁蒺藜刺伤的痕迹。
“在此，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疏忽。若遗漏了哪怕一个排水孔，一旦不幸发生挡土墙坍塌，那便是对毛主席的极大亵渎，其后果将酿成无法挽回的严重罪孽！”
在那个“三忠于、四无限”风气盛行的岁月，一旦工作中出现闪失，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将责任推至“对毛主席的不忠”，这种论调几乎成了日常的口头禅。但我不禁注意到，那位领导的言辞似乎有着格外明确的指向。领导离开后，我忍不住向留下来监督工作的技术员询问，为何他对我及战士们给予了如此严厉的批评。这位技术员与我相识，似乎对我有所了解，知道我有“背景”。在我询问之际，他显得有些惊讶，随后指向天空中的太阳。见我仍旧困惑，他又指向我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确认四周无人注意后，才迅速将手收回。我早已知晓汪东兴曾亲自来此视察，心中已有数，因此不敢轻易流露出来。
工程进度紧迫，我们日夜兼程，辛勤劳作超过十小时。破晓即起，夜幕降临时方才回家，汗湿的衣衫来不及擦拭，只能任其随风晾干，次日衣物上便凝结了一层灰白的盐霜。大家默默承受着压力，全力以赴。领导屡次强调，必须在国庆节前完成工程，时间紧迫，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
建筑群迅速呈现出其雄伟的轮廓，其背倚青山、面朝碧水的壮阔气势，实乃老虎洞那一带所无法比拟。相较之下，老虎洞那边的居所甚至不及这里工作人员的住所。有人似乎猜透了这群新建筑的功能，却不敢轻易言明。这便是日后被冠名为南湖宾馆的所在，专为毛泽东同志量身打造的新居。
父亲到广州
五月初夏，团部值班室传来了紧急通知，要求我即刻前往广州大沙头的指定地点，那里有人正等候着我。循着指示的地址前行，我惊讶地发现目的地竟然是国家宾馆。在那里，我父亲刘秘书已在门口静候多时。他告诉我，他们正陪同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黎笋进行为期数日的访问。我立刻拨通了团部的电话，请求一天的假期。团长在听闻此事后，便亲切地叮嘱我只需陪伴父亲，待他离开后再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履行职责。
于一家宾馆之内，我有幸遇见了正悠然漫步的黎笋。与中联部长耿飚不期而遇时，我向他深鞠一躬，并热情地问候：“耿伯您好。”耿飚部长与我的儿子耿志远昔日同窗于清华大学。他略感惊讶，微笑着说，我身着军装，他一时竟未能立刻辨认出我来。我亦回忆起上一次的相聚，那是在耿伯家中，几位清华的旧友围坐在棋桌旁，我们因嬉戏而耽误了时光，结果被耿伯当场捉住。
在一个清新的晨曦时刻，秘书传达了消息：“滕代远先生从从化温泉来电，意欲来广州拜访首长。”父亲果断地打断了秘书的话，语气中透露出坚定：“绝不可让滕老亲自前来，这岂是 proper 的礼节！应当是我亲自去探望他，同样，富春同志，我也必须亲自登门拜访。待我手头的事务处理妥当，立即着手安排。”正午时分，秘书再次汇报，从化的朱德委员长亦来电，表达了他希望与黎笋先生见面的愿望。父亲稍作沉思，便对秘书下令，请接通北京的长途电话，与总理取得联系。
父亲事后透露，周恩来曾向他说明：老一辈干部被调离原岗位，这是主席的决定。主席对朱德的严肃批评并非一次，朱德欲见黎笋，应以何种身份？是委员长之位吗？若未对外公布，外宾将作何感想？我们理应遵循主席的指示，难道你还打算因此事打扰主席吗？
原本父亲意图赴从化之地拜访李富春、滕代远和陈奇涵等资深同志，但顾虑途中可能遭遇朱老总，无言以对，遂作出取消出行的决定。他交代军区后勤部门代为筹备几份新鲜水果，以此表达对老同志们的关爱，并向广州军区的领导特别交待，务必细致入微地照顾好这些备受尊敬的老首长。
临别广州之时，丁盛特地前往探望了父亲。房门紧闭，父子俩相谈甚欢，良久未曾停歇。丁盛离去后，父亲独自低语：“哎呀，那个司令……”我心中好奇，不知他为何将“司令员”唤作“司令官”，便询问他是否有所要事在心，然而父亲并未给出回应。
直至我步入暮年，父亲才缓缓向我讲述那些往事。他郑重地对丁盛叮嘱：
“江青在不久前途径海南岛时，曾在广州短暂逗留。从她的言谈之中，不难看出她对广州军区，尤其是对你这位司令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你务必要与她保持适当的距离，否则难免会陷入损失。当她需要利用你时，即便是将你捧上九重天，她亦觉不够；而当她不再需要你时，即便将你打入深渊，她亦觉不足。到那时，你可能连自己是如何丧命都无从知晓。”丁盛询问如何防范江青，父亲回答：“最好的策略是尽量避免与她有直接接触，更不要单独相处。当然，在公众场合和应酬之时，表面的礼节还是必须做到的。江青喜欢听奉承之词，你不妨在她面前适时表达几句赞美，她便会不以为意，从而对你防范的意识也会相对淡薄。”
父亲即将踏上归途，重返北京，等待他的，是一架特制的三叉戟型号飞机，此机由空军特意为其调配。我国早已筹划引进此类飞机自英国，却未能如愿以偿，最终通过巴基斯坦的桥梁，先行引入，再转至我国手中。我国领导人专用的苏联制伊尔十八飞机，飞往北京需耗时长达三个小时，而这款三叉戟飞机仅需两小时即可抵达。
“若非提前告知，务必确保张老能够享受到最舒适的舱位。”稍作等待后，得知张云逸已被用担架抬上飞机，父亲便急忙赶往机场。在送行的过程中，刘兴元叮嘱大家不要打扰，众人在舷梯下静静地等候，而他则与父亲一同登机。不久，刘兴元返回地面，飞机随即起飞，竟然未能与父亲告别。
最后见到的叶群
进入七月的尾声，我受命前往东北执行一项公务，这不仅彰显了组织对我个人的深切关怀，还避免了额外派遣专员的周折。此行也恰逢其时，为我提供了一个休憩身心的良机。
重归北京的那一刻，母亲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林彪一系正蛰居北戴河。恰巧，叶群因病返回家中，父母决意前往探望。于是，我亦随他们一同前往了毛家湾。简短的寒暄之后，由于公务缠身，父亲便起身告别。
母亲与叶群相互依偎得更紧密，低声交谈起来。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她们的对话内容，原来是在谈论豆豆的婚事。豆豆的未婚夫是军队中的一名医生，叶群希望母亲能探询一下他的学术背景。
不久之后，林豆豆引领一位青年男子步入现场，叶群随即为他做了介绍。令人称奇的是，这位青年竟然是我所在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的所长。外界关于他“招驸马”、“选美”的传闻纷繁复杂，但实际上，他并非人们想象中的“美男子”，而是一位令人感到信赖的朴素之士。鉴于我母亲是一位医生，她尤其重视实际经验，因此便向他提出了一些医学问题，而他给出的回答让叶群和我母亲都感到非常满意。
豆豆他们离开之后，母亲便提起，她已派人从湖南购得两幅精美的湘绣被面，并且她还打算为这对新人亲手缝制几套服饰。当叶群得知每幅被面的价格高达三十余元，远超一般缎子被面的价位时，她坚决主张按照市场价进行支付。同时，她提议在婚礼当天，豆豆他们可以身穿军装，只制作两件衬衣，以简约的方式确保婚礼的简朴。
我在八月之初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处理完事务后，我随即返回北京，开始了我的休假时光，一直持续到九月七日。
行经广州之时，我仅停留了短短两天，9月10日便再次踏上了返回部队的路途。
在即将回归军旅生涯的门槛上，我按照母亲的嘱托，将一些北方水果赠予了军区首长。在与军区政委任思忠的简短对话中，他对我过去的军旅生涯表示认可，并征询我是否愿意投身政治工作。我坦诚表示，我更愿坚守在连队的岗位上，即便面对机关的调动，也希望能继续从事基层干部的工作。任政委听后，面带微笑地告诉我，干部职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我的父亲期望我掌握真正的本领，因此师部决定将我调往三七二团政治处，担任宣传股副股长一职。在此之前，我曾担任过连队指导员和宣传干事，并在《战士报》和《解放军报》上发表过文章，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基础。三七二团在四十二军的团级政治处中表现突出，他们编制的《六十个怎么办？》连队思想工作手册更是受到了林总的高度评价。我到任后，需从这些基层思想工作中积累经验。
抵达广东博罗县三七二团营地后，我顺利完成了报到流程。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向我透露，我们部队的前任老政委任思忠对政治处一直抱有深厚的关爱。他们还提到，在我到来之前，他特地交代，要求我们团继续坚持将政治工作与实际工作紧密融合的优良传统。
我所传递的信息，竟然被师团误认为是军区首长的“指令”，随即迅速启动部署并严格贯彻。刚抵达新单位，我的身份便迅速为人所知，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不禁感到忐忑，甚至有些羞愧，内心暗自下定决心，唯有加倍努力投入工作，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
晴天霹雳
1971年国庆假期落幕不久，团政委忽然亲自召见了我，与我以往的经历不同，此次并非是通过通讯员的通知。这次是保卫股长随意地把我叫了去。政委面色庄重地宣布，上级已作出决定，派遣我前往广州进行深造。我回应道，需先行回家稍作准备，但他却果断表示无需耽搁，应即刻启程。我察觉到，保卫股长身后站着的两名从连队选拔上来的干部已经默默无声，保卫股长用眼神暗示我无需再追问，随后引领我登上了停在门口的吉普车。我坐在后排，两旁各有一个人严密地护着我。抵达广州后，我们在军区附近中山二路一个宁静的小院落中的一栋楼房内安顿下来。大门外设有双人哨岗，楼道口则有内部岗哨，警戒措施显得格外严格。不久，陆续又有其他人被押解至此，其中包括黄永胜的两个儿子，以及几位身着空军制服的年轻人。
紧接着，一位干部步履匆匆地走到我们面前，着手宣读一份文件。该文件系197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通知》，其文字简练，仅含一句话：
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同志深度介入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其行为已对正常工作造成严重干扰，经慎重考虑，决定暂停其职务，并要求他们进行深刻反省，全面说明有关情况。
听闻此言，我心中猛然一震，周身血液仿佛瞬间沸腾……我不禁难以置信，不过是9月7日才离家，竟不料短短数日便……
我的住所宽敞得宛如一间教室，内部布局巧妙，设有三张并排的床位。其中两张床相邻放置，而第三张床与它们之间留有二十公分的宽敞空间，足够人们轻松下床。我独享位于中间的床位，两侧则由守卫人员守护，其警戒之严甚至超越了狱中对犯人的监控。
自此，我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学习”的海洋中。起初，我以为自己是在揭发与批判所谓的“林陈反党集团”，却未曾料到这一过程竟然演变成了对我们个人的批斗，他们要求我们交代所知的“政变”阴谋。恰逢我在8、9月间身处北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办案人员紧追不舍，逼迫我交代和揭发。我将所能回忆起来的所有信息全部说了出来，但他们并不满意，不时地发出威胁，仿佛我成了所谓的“同党”，即将面临严厉的惩处。
文件上不是写着“停职检查”吗？如果父母侥幸回来，发现我已经离开，他们会多么痛苦！无论遭受多大的屈辱和折磨，我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要懂事，要小心，好好照顾自己！”这位出身红军的老阿姨的话语让我眼眶泛泪，我竭力抑制住泪水，不愿让人察觉。
军区首长携手李先念步入会场，他的开场词便充满了深意：“原定莅临的总理因紧急公事匆忙返京，因此派我来此与各位交流。”随后，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教诲，强调“绝不可有歧视之心，应当一视同仁”。接着，他分享了对于“九一三”事件的了解，似乎已洞察真相：“邱会作竟在自用汽车的后备箱中藏匿冲锋枪，意图行刺……”话音刚落，所有认识我的人立刻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真的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吗？”他提及与先念的交情，无论是职业还是私生活，都十分融洽，但如今他正努力与对方保持距离，不得不使用一些官方的措辞。至于所谓的“二月逆流”，他是最早摆脱其影响的一批人之一，事后对涉事者也毫不留情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会议即将落下帷幕，学习班庄重地宣告：“遵循周总理的谆谆教诲，我们的学习之旅今日圆满收官。大家即将回归各自的工作岗位，恢复日常的职责，务必保持心态的平和与舒展。”
翌日，我重返军营。团政委向我传达了部队对周总理教诲的深刻领悟，并亲切地叮嘱我安心履行职责。话语尚未落下，他便将两封显得有些陈旧的、翻阅过的信件递至我面前。信函系九月二十四日由母亲和兄长寄出。往常家书最快五日即可送达，然而此次却延迟了一个月才到我手中。兄长的信中，他以含蓄的隐喻传递信息：“林中火势蔓延，波及池鱼……”而母亲的信中，则用安慰的口吻劝我：“放宽心胸，切勿陷入困境。”这两封信是在他们被拘禁前所写，至今我仍将其视为无价之宝。
重返政治处，我的同事们对我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偏见。但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些低语声在我耳边悄然响起。因此，我向团部提交了调动申请，希望能被安排至农场劳动。不久，政治处主任传来消息，我的申请已获上级审批，但遗憾的是，领导认为此举与周总理的指示相悖。他建议，鉴于我在工作中遭遇困难，不妨担负起文化工作的职责，同时，若我有意，亦可参与思想教育工作。我灵机一动，欣然接受了加入宣传教育工作的提议，因为我深知这将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文件资料。我内心暗自下定决心，要默默地将这些文件抄录下来，坚信它们将成为我日后宝贵的财富。
这难道不该是敬献给崇高领袖的圣地吗？正当一位干部如此议论之际，政委眼神锐利，严肃地喝令：“竟敢胡言乱语？立即闭嘴！”
与我并肩接受审查的，还有我们团中一位年方二十余岁的孙姓炮兵连副连长。自1968年参军以来，他始终秉持着军人本色。在一次上级单位的实弹射击检查中，他凭借精湛技艺，用82毫米无后坐力炮射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位首长指向四百米外的一棵孤树，命令道：“击毁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命中，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树干应声而断。正是这一壮举，使他得以破格晋升为排长、副连长。然而，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何他会与“九一三”事件扯上关系。在受批斗的场合，当众人纷纷高呼“划清界限，彻底交代”时，他只是无奈地苦笑。重返部队，恢复原职后，我和这位副连长结为无话不谈的好友，这才得知他遭受如此“待遇”，竟是因为他与叶群有亲戚关系。
自“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叶群的亲属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周密而细致的审查。直到他踏入“学习班”，方才意识到自己被指控的“罪状”竟然源于出身。原来，叶群的胞弟于1936年投身革命事业，1949年晋升为解放军师级指挥官，在一场激战中英勇牺牲。其遗孀当时已身怀六甲，遗腹子出生后，母亲改嫁给了姓孙的干部。母亲从未向孩子透露过这段往事，外界亦鲜有人知晓这一“隐秘”，孩子一直以为继父便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查明了鲜为人知的叶家血脉，对他进行了法律制裁。由于无法找到他的任何把柄，便以“政治历史”问题为由，将他处理复员。在离开部队之际，他与我秘密会面，感叹自己的处境既苦闷又尴尬。尽管养父身为军级干部，却无法为他提供任何帮助，他渴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单位，然而均遭婉拒。最终，他托付老战友帮忙，被安排至西北地区的一座城市成为一名工人。我告诉他，这已是万幸，至少比我强，他还有家，还有爱他的父母。而我，却连父母的生死都不曾得知……
1971年的岁末悄然而至，气温逐渐降低。纵然广东的冬季并不严寒，我却突然感受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家中音信全无，我亦被限制不得外出。尽管日常的工作依旧保持着“常态”，但我心中深知，前方定有更加艰难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于是，我决定每日坚持用冷水沐浴，频繁进行跑步锻炼，以期逐渐适应这严寒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