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抗美援朝最悲情兵团司令：首战失利后一直没翻盘，刘伯承深感痛心
在朝鲜战场上，那些兵团司令的光芒尤为耀眼，其中包括13兵团的邓华、9兵团的宋时轮、3兵团的陈赓和王近山（代理）、19兵团的杨得志和韩先楚、20兵团的郑维山（代理）、杨勇和杨成武等人。
至于那些只在朝鲜短暂亮相的王建安和许世友，则无需过多赘述。
这些直接指挥作战的兵团司令，在美军面前都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挫折，但这并不丢人。毕竟，对手是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强大敌人，敌我双方在军队体系上存在较大差距。然而，由于我军能够迅速调整战略战术，且具有针对性，绝大多数兵团司令都成功扳回一城，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例如宋时轮，尽管在长津湖战役中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但在第五次战役中表现尚可，部队在美军追击下仍保持整齐，华川阻击战的表现尤为出色。
像郑维山这样的战术天才，在从19兵团参谋长晋升为20兵团代司令后，更是展现出了全程优势，与美军交手时几乎没有败绩。
王近山，在众多入朝作战的兵团中，他的处境可谓是相当悲情。尽管开局失利，他始终未能抓住机会扭转局势。
一、180师失利责任何在
与其他兵团司令相比，王近山的遭遇似乎夹杂着一些运气不佳的因素。他被安排在中线作战，这一方向通常承受着较大的压力。敌军在此地部署了强大的兵力，且调动和支援都相对容易，远比两翼方便。假设王近山指挥西线兵团攻打临津江，而杨得志的19兵团在中线作战，结果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我们不再深入探讨。
常言道，好运往往体现着实力。反之，运气不佳，或许也是实力不足的一种表现。
在1951年4月，当王近山率领第三兵团进入朝鲜时，无论是刘伯承还是彭德怀，都不会认为这个兵团相较于其他野战军存在明显的劣势。该兵团下辖12军、15军和60军。其中，12军在第二野战军中战斗力卓越；15军，即秦基伟的9纵，虽然战斗力并非特别突出，但因其旅长的影响，是一支能灵活应对各种战况的部队；60军则源于晋冀鲁豫8纵，由王新亭带领组建，在入朝前经过调整，178师被调出，改为由179师、180师和181师组成。179师曾是老8纵的“临汾旅”，180师是老8纵24旅，181师是老13纵37旅，也就是皮旅。该军拥有两个实力强大的部队，且都经过徐向前元帅的指导，战斗力不容小觑。
这三个军的实力，虽然不及13兵团的38、39、40军，也不如9兵团的20、26、27军，但与19兵团的63、64、65军相比，应略胜一筹。关于180师被打散的事实，已有诸多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以下将分析王近山作为兵团指挥员在此事中的责任。
首先，王近山过于自信。在第五次战役中，3兵团的主力序列发生了较大变动，12军被转交给东线9兵团指挥，39军（缺一个师）划归3兵团。尽管3兵团的主力部队被削弱，但王近山并没有将39军直接等量替换为12军，仍让本部队顶在前面。
其次，对60军的使用令人费解。60军的179师和181师被直接由兵团指挥作为机动力量，军长韦杰只能指挥一个180师。在全军北撤的关键时刻，60军肩负着整体阻击掩护的任务。
此外，第五次战役的撤退阶段极为凶险，本质上是在敌前撤退。这样的撤退对部队的行动统一性、协调性和抗击打能力要求极高。殿后部队的战斗任务往往比冲锋时的尖刀部队更为艰巨。任何漫不经心的破绽都可能在严峻形势下被放大。在国内作战中，我军对国民党军的战斗往往能抓住其缺点并加以放大和摧毁。然而，王近山在指挥60军时，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军第7师的主力只有一个180师，而这个师实力并不强大，左右也没有强援。3兵团擅自决定提前一天于志司规定日期北撤，率先撤离了实力雄厚的39军，导致180师后方空虚，缺乏掩护。战后，第3兵团参谋长王蕴瑞反思称，尽管原有部署存在严重缺陷，39军两个师在春川以东地区本可弥补，但由于提前两天撤军（比180师接到撤退命令早两天），造成了长达百余里的巨大空缺，被敌军趁机利用，同时180师也因此变得更加孤立无援。这一缺口是由一系列连续错误造成的。
对于王蕴瑞的批评，3兵团机要处处长彭相臣回忆说：“我们接到命令后，向兵团参谋长提出意见，建议尽快收拢部队撤退。参谋长却轻描淡写地表示，早一天或晚一天并无大碍，这暴露出他的轻敌情绪。当时我们前方部队都弥漫着一种胜利后的骄傲情绪，对任何事情都不够重视。”
这一系列草率的决策被美军强大的机动能力捕捉并利用，放大了王近山指挥上的失误。
第三，指挥上的随意性。
3兵团最初要求迅速撤退，得知前方伤员尚未完全撤离后，又命令60军继续抵抗。但这一命令似乎只对180师产生了影响。
当时，王近山虽然有意让12军回归本兵团作战，但12军已接受9兵团指挥，阵线与对方交错配合，难以返回中线。15军擅自决定快速北撤，因其位于较北一线，加上60军180师在前方抵抗，撤退速度相对较快，这与秦基伟军长事先准备充分有很大关系。60军179师和181师刚刚从其他军归建，无法及时提供支援。与此同时，19兵团63军也提前撤收。
180师周围几乎空无一人。
在敌军面前撤退时，侧翼协同、整体行动、交替掩护是基本法则，王近山难道不懂吗？当然懂，只是执行得不够彻底，事先的安排也不够周全。
在如此危急时刻，180师只能依赖兵团部，60军也无法与兄弟部队联系。如果王近山能及时了解180师附近部队北撤的情况，并作出及时指挥，180师或许能突破美军的阻拦。然而，3兵团在转移过程中也遭受美军轰炸，电台被毁，三天后才恢复与各军的联系。这宝贵的三天，180师孤立无援，陷入绝境。
180师遭受重大损失后，王近山并未离开朝鲜，与宋时轮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王近山虽然被彭总严厉批评，但并未被调离岗位，依然担任3兵团副司令员。陈赓到达朝鲜后，王近山也没有离职，实际上仍负责作战指挥。
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临阵换将，尽管陈锡联的指挥能力超越王近山，然而陈锡联身为炮兵司令员，国内还有众多事务待处理。即便陈锡联勉强能参与，他也需重新适应情况。
战场变化无常，将领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即兴发挥。其次，或许是因为想观察后续结果，而不因一时的失败而否定这位二野的杰出将领。
第五次战役后，3兵团向北撤退进行休整，并未参与大规模战斗。到了1952年9月的白马山战斗，当时38军受3兵团指挥。一线部队都在准备战术反击，38军选择白马高地作为攻击目标。在练兵准备期间，谷中蛟的叛变带来了意外情况。
作为兵团指挥官，王近山对38军的疑虑和担忧并未给予充分关注，反而主观地认为凭借38军的力量足以攻克白马高地。
诚然，38军在休整后实力不俗。作为兵团首长，王近山似乎对现代化火力的效果缺乏足够的认识。
情报泄露后，凭借他二十年的战斗经验，自然会预见到韩军和美军会进行防御调整，但他仍然过于依赖猛攻猛冲迅速解决问题的想法，给38军带来了不必要的误导。
对于一线部队的指导，当时志司已经为王近山树立了榜样。志司为前线部队大致统一了进攻时间，但明确指出各军有权根据敌军态势微调进攻时间，甚至可以选择是否发动攻击。
面对不熟悉的情况，放权并不违背统一指挥的原则。王近山习惯了指挥，未经思考就下令继续进攻，这或许也体现了他的勇猛性格。
三、秦基伟对王近山的直接反驳
在上甘岭战役爆发前，王近山因一次进攻战斗与秦基伟发生了较大的争执。
秦基伟与王近山的关系似乎并不亲密。尽管秦基伟的资历略低于王近山，但也不是相差甚远。在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王近山和秦基伟都是并肩作战的纵队司令员。9纵长期跟随陈赓作战，与旅长的关系更加紧密。
秦基伟的为人，杨得志曾评价他具有预见性、心机深且果断。15军的战斗力虽不及12军，但也不弱，擅长根据地形灵活作战，这是从旅长那里学到的技艺。
在上甘岭战役爆发前，15军正按照志司统一要求攻击战术要点。秦基伟对进攻战术要点持谨慎态度，因为之前吃过亏，部队曾被韩军逼退。因此，他坚持只有在准备充分、条件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攻击。
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应对美军和韩军应有的策略。过去我军在劣势时对抗国民党军也有这样的谨慎态度，包括王近山本人也曾如此。
15军原计划进攻上佳高地，准备充分。王近山命令先攻占与38军接壤的391高地，但44师对此地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必败无疑。
秦基伟和44师师长向守志对此决定感到困惑，坚持进攻上佳高地。王近山在15军军部视察时，与秦基伟发生争执，最终让步，命令进攻上佳高地，反击顺利。
王近山认为让步后，44师成功攻占上佳高地，要求秦基伟继续进攻391高地。秦基伟认为战斗部署有缺陷，决定推迟进攻时间。15军各师师长建议推迟至12日。王近山对此表示愤怒，但已无锐气，只能让秦基伟向志司说明情况。
志司决定按15军计划，于12日发动进攻。最终战斗顺利，歼灭韩军一个加强连。尽管上甘岭战役是3兵团部队取得的胜利，王近山也因此获得荣誉，但战役的光辉似乎都集中在15军和秦基伟身上。45师在第一阶段以惨烈、悲壮的牺牲，灵活机动、坚韧顽强的战斗，将美韩军逼至绝境。
第二阶段，12军被紧急抽调为预备队，接替15军战斗。12军在实战中表现出比15军更强的战斗素质。上甘岭战役我军成功的防御模式，是建立在15军血拼的基础之上的。
王近山最终未能像其他兵团司令一样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甚至在他被许世友接替时，职务头衔上的“代司令员”代字也始终未被取消。
回国后，他连续担任几个军区副职。至于他未能晋升的原因，是资历浅还是能力有限，不得而知。刘伯承元帅作为王近山的领导兼良师，对此感到心痛。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时，刘帅已离开军队一线，对这位爱将爱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