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秋收起义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如何登顶领袖之位？
秋收起义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如何登顶领袖之位？
一、1929年朱毛之争
秋收起义胜利的余波未息，1927年的金秋十月，毛泽东率领部众攀登井冈，凭借两千精锐之力，开启了中国革命的一条崭新路径。次年四月，朱德与陈毅率领的逾万雄师亦抵井冈，红四军应运而生，革命形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朱德与毛泽东的会师并非全然和睦。翌年年初，中共中央委派朱德的旧识、曾在苏联深造军事的刘安恭担任特派员，前往红四军履职。这一举措引发了朱毛二人对红军领导方式的激烈辩论，后世称之为“朱毛之争”。
前委只负责讨论行动问题，不得干预军事事务。毛泽东对此深感不满，即便多年之后，他仍然愤怒地指责：“那帮人，以刘安恭为首，他们一到军中便夺取了军权，使得军队落入了他们的掌控。”然而，朱德却站在刘安恭一边，被刘安恭赞誉为“坚定拥护中央指示的人”。
A. 英雄主义；B. 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 虚荣心强，难以接受批评；D. 在党内施用手段排除异己，惯于报复；E. 对同志心存成见；F. 工作态度不佳；G. 具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色彩。并在总结中指出：“由于上述错误，导致同志们不敢直言，形成个人崇拜，加剧了小团体意识。”大会决定对毛泽东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为维护平衡，《决议案》亦对朱德的七条缺点进行了列举，但相较于毛泽东，其严重程度明显较轻，大会最终仅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红四军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前委书记的职务，这一举措折射出当时党内民主的景象。然而，此举显然有悖于组织原则，因为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乃中共中央所指定。当八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实际负责工作的李立三汇报了“朱毛之争”的情况后，立三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明确指示“毛泽东同志应继续担任前委书记”。正是在朱德和陈毅的多次恳请下，病重中的毛泽东于十一月底重返红四军，重新主持前委工作。
二、1930年富田事变的挑战
自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实施了三次连续的围剿。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屡战屡胜，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这可视为他一生中的“辉煌篇章”。然而，胜利的乐章亦是在逆境与挑战中奏响的。
自1930年上半年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就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反。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并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坚定地认为，富田事变乃是一场反革命暴动。然而，在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遣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他却对事件双方均持批评态度，主张以党内矛盾的方式予以解决。此举对毛泽东的威望构成了严峻的考验。
恰逢其时，1931年1月7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瞿秋白被迫退出政治局，自那时起，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入王明的掌控之中。到了4月初，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瑞金，他们将第四次全体会议的精神进行了传达。该代表团对上届中央派往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的“不当做法”进行了批判，并对毛泽东当时主导的反“AB团”斗争给予了基本肯定。
三、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权
“中央的政治判断和军事策略，完全是错误的。”
鉴于毛泽东依然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召开宁都会议，决定将其召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此举导致毛泽东丧失了对红军的指挥权。次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甫一抵达，便以反对“罗明路线”为名，采取连批、连斗、连撤、连关的手段，将毛泽东的支持者尽数打压。毛泽东曾自信地认为自己军事才能超群，然而，在1933年2月至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与朱德指挥的战果却比他更为显赫。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只得以养病为借口，收敛锋芒，暂时退居幕后。
即便在军事领域一度退居幕后，毛泽东仍幸免于那一段充满“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的岁月，实属难得。其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得益于莫斯科的关键支持。莫斯科曾发来明确指示，严令禁止对毛泽东实施任何组织上的惩处，仅允许采用“同志式的劝导”。自从毛泽东登上井冈山，其“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便日益受到莫斯科的重视。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被莫斯科屡次提起。甚至不止一次，莫斯科向中共中央提醒：“中国亟需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到了1933年底，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的筹备过程中，博古本拟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然而，最终在莫斯科的指定名单中，毛泽东的名字不仅未被剔除，反而赫然位列政治局九位正式委员之列。正是有了这一支持，毛泽东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得以安之若素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
四、1935年遵义会议夺回军权
1934年，蒋介石凭借五十万雄厚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导下，中央红军连续遭受挫败，不得已踏上长征之路。湘江之战过后，红军人数由原来的8.6万锐减至3万余人，党内军内充斥着不满之声。
“我现在可以畅所欲言了。”确实，在张闻天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他的话语权日益增强。
然而，毛泽东在重新执掌军权后，并未一蹴而就。遵义会议之后，他所指挥的首次战役——土城之战，因轻敌冒进而遭遇败绩，不得不西撤至赤水河畔。随后，他率军回师再战遵义，虽在攻占桐梓、娄山关时取得胜利，但代价惨重，红三军团伤亡几乎达到三分之二。紧接着，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朱德等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建议，坚持主力部队向距离四十公里外的鲁班场发起攻击，期望能再创辉煌战果。然而，那里驻扎着国民党中央军的三个主力师，凭借坚固的工事和有利的地形，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尽管中央红军倾尽全力攻坚，最终还是未能取胜，不得不再次西渡赤水河。
屡次尝试均未达成预期效果，且造成了众多人员伤亡，公众对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质疑和不赞同情绪不断升温。彭德怀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交报告，指出“鲁班场的战斗从原则上讲不应进行”。博古评论道：“显然，那些受限于狭隘经验的人同样无法胜任指挥。” 四渡赤水战役结束后，一贯少言寡语的林彪竟然大声质疑：“像他（毛泽东）这样的领导方式，指挥能力真的足够吗？！”
批评的声浪如潮水般涌动，张闻天挺身而出，于1935年5月12日的云南会理会议上，对部分干部试图撤换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严厉驳斥，并促使这些干部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终于渡过了他所说的“急风暴雨”般的难关，于6月中旬迎来了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胜利会师。然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执意南下。毛泽东再次成功地说服了张闻天，不顾可能的分裂风险，率领中央红军独自北上，最终抵达陕北苏区，从而使得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威望迅速攀升。
五、1938年，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领袖的核心地位。
自中央苏区陷落，直至1936年7月，莫斯科方与陕北的中共中央恢复电讯联络，尽管如此，他们对中共的动态并非一无所知。1935年10月，陈云与潘汉年已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然而，在莫斯科看来，或许由毛泽东而非张闻天领导中共，更符合他们的意愿。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首次被列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之后，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真理报》更是将毛泽东誉为“中国人民的传奇式领袖”。即便在了解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之后，莫斯科亦未转向宣传张闻天。
长期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自然对上述情况了如指掌。然而，他昔日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习惯了充当莫斯科的代言人，内心深处并未真正认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于是，在1937年11月29日与康生、陈云等人返回延安之际，王明借传达国际新统战策略之机，迅速以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为基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展开对峙。鉴于他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时常超过延安，王明甚至声称延安的中央书记处缺乏合法性。
王明的行径自然让毛泽东深感不悦，以至于后来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央实则名存实亡”。1938年9月，归自莫斯科的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强调中共须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营造出“团结一致”的氛围。直至同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才正式得到确认。即便如此，王明也郑重承诺，今后将如同众星拱月般，紧密围绕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
六、1943年3月，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会议上，他真正确立了领袖的地位。
毛泽东取得领袖地位后，工作可谓得心应手，中共军队到1940年已达五十万人，并拥有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对于莫斯科事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指令，毛泽东渐生怀疑。然而，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且有相当一批主要领导人都曾留苏学习，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这既是信仰，也是习惯。因此，莫斯科完全能用组织手段，颠覆毛尚不十分稳固的领袖地位，毕竟，此时张闻天依然是名义上的“负总责”。必须消除莫斯科在中共党内的影响，走独立发展之路，这成了一切问题的关键。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骤然爆发，苏军迅速溃败，短短数月间，苏军损失高达280万人。在莫斯科向中共发出要求出兵牵制东线日军的电报之际，毛泽东坚定地予以拒绝，并趁机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一举打破了党内对莫斯科的过度依赖和迷信。到了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并推举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及书记处的主席。遵循刘少奇的提议，书记处内部讨论的议题，毛泽东拥有最终的决策权。恰如人意，同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准备解散。当这一消息传来，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无不感到如释重负（王明语）。
毛泽东领袖地位稳固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