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曾景忠独家回忆：我见到的朱德
自我国工农红军烽火连天的年代，历经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时期，直至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朱德同志始终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军队总司令的重任。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朱德同志逐步从军事指挥的前线退居幕后，肩负起国家领导的重担，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尽管如此，民众依旧亲切地以“朱总司令”或“朱老总”的称呼，这无不流露出对朱德同志的崇敬与深厚情感。
在求学的岁月里，我对朱总司令的认知仅限于从报刊和电影中获取的影像。然而，到了1960年，我步入职场——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并得以入住中南海。这才使我有幸近距离地领略他的风采，窥探到他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与个性特质，更亲耳聆听了他的演讲。尽管与他交往不多，但他的形象却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邻住总司令家
在任职于中南海的时光里，我时常能于庭院中与朱德总司令不期而遇。这主要得益于我居住的宿舍楼与我所工作的办公楼，二者皆与朱老总所居住的别致小楼毗邻。
我们的办公与宿舍设施均采用三层高的筒形设计，东西延伸，总长约为八十米。办公楼位于北侧，宿舍楼则坐落在南侧，二者并肩而立，相距仅三四十米。我的宿舍楼在东西两端各向外延伸出一座三层小楼。东端的小楼是刘少奇同志及其家人王光美女士的住所，而朱德总司令及其夫人康克清同志则居住在西端的小楼中。这两座小楼不仅作为领导人的私人居所，同时也是他们日常办公的重要场所。
由于我的工作地点与住所距离朱老总宅邸不远，我时常能目睹他在庭院中漫步。他的容颜和体型，与我过去在报刊和银幕上看到的并无二致。他庄重的面容，搭配着那厚实的嘴唇，流露出一种质朴与坚韧，让人难以忘怀。回顾上世纪六十年代，朱老总虽已步入古稀之年，但身体强健，精神焕发，宛如一位英姿飒爽的老将军。
昔日，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机关工作者，每逢遇见朱老总，无不心怀敬仰，期盼能与他握手致意。然而，我们却都未曾付诸行动。这又是何故呢？
往昔，有传言称“彭总”曾寓居于中南海，其待人接物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即便是面对普通的员工，也总是乐于交谈。然而，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每逢遇见首长，切莫随意进行问候、交谈或对话，以免打扰到领导的休憩。大家心知肚明，均严守此规定。
朱老总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他那严谨的军人气质。在日常生活中，他保持着井井有条的秩序，并且对体育锻炼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他日复一日，在晨曦微露之际，坚持着做早操的习惯。即便是在寒冷的冬日，他也未曾动摇过这份坚持。我们住所的楼房坐落在宿舍楼的西侧，因此清晨的阳光常常被宿舍楼所遮挡，使得他家的门外难得一睹阳光的踪影。每当早晨八、九点钟，我们陆续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偶尔抬头望向窗外，便能瞥见朱总司令正站在院落中那株低矮的冬青树前，双臂伸展，正进行着晨练。
午后时光，朱总司令常以拐杖为伴，在警卫员郭仁的同行下，悠然地在庭院内漫步。他们越过第二道门户，沿着怀仁堂的南侧，向东行进，直至抵达中海的西侧岸边。在那里，码头旁停泊着几艘游船。警卫员将他搀扶上船，随后划桨驶向彼岸。原来，中海的东岸设有专门养护花卉的花房与花窖。朱总司令对花卉尤为钟爱，每当闲暇时分，他便会前往花房、花窖细细赏花。此外，他在住所楼前还搭建了花棚，亲自照料着花木的生长。
花窖畔，紧邻中海之东岸，坐落着一所专为中南海机关干部子女提供的幼儿园。朱总司令对孩童情有独钟，常至花窖游览，亦不时来到幼儿园进行探望。每当他驾临，幼儿园的师生们无不以热烈的掌声和满腔的热情迎接，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亦与师生们共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合影。
朱总司令勤勉不懈，屡次深入全国各省市进行实地考察。即便身处首都，他亦不囿于中南海的静谧，常选玉泉山庄作为休憩之所。玉泉山庄为政治局常委们各自配备了独立的小楼，朱总司令亦时常造访，以求得片刻的宁静与休息。
自1958年起，机关干部们便每年都要投入到体力劳动的行列中。我们的劳动场所在玉泉山庄。若幸运地赶上朱老总恰好居住在玉泉山，我们便能得以一睹电影的风采。每当夜幕降临，晚餐时分，一旦收到放映电影的预告，我们便默契地推测，朱总司令必定是在此地。
春藕斋邀江青共舞
朱总司令常光临中南海举办的舞会，悠然自得地步入舞池，与舞伴共舞交谊舞，借此陶冶情操，锻炼身心。
每至周末，中南海内便沉浸在欢快的舞曲之中，举办盛大的舞会。舞会地点设于两处：紫光阁，由国务院机关主办，周总理及陈毅、李先念等副总理常在此共襄盛举；春藕斋，则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承办，亦被视为专为毛主席量身定制的舞会。每当毛主席莅临北京，春藕斋的舞会便会如期上演。反之，一旦毛主席外出，舞会便会暂停。由此可见，通过观察春藕斋是否举办舞会，即可轻松得知毛主席是否留驻京城。
春藕斋每周举办两次舞会，分别定在周三与周六的夜晚。毛主席的莅临往往稍晚，通常是在九十点钟之后。相比之下，朱老总的到来则更为守时，他通常在晚上七点半至八点间准时抵达。他不仅来得早，去得也迅速，一旦时间迈过九点，便会立刻返回家中休息。这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朱总司令对作息时间的严谨自律，其生活节奏的规律性令人由衷敬佩。
朱总司令投身于交谊舞的世界，亦是为了舒展身躯。伴随着悠扬的旋律与舞伴的相伴，他在舞池中漫步，宛如漫步于庭院之中。每当舞曲响起，年轻的女文工团员便扶他自沙发上起身。他左手轻搭舞伴的右手，右手轻抚舞伴的腰背，步伐轻盈，绕舞池一周，直至回到他安坐的大沙发前，这一圈舞便画上了句号。朱老总并不拘泥于舞姿的精致，对节拍也不甚苛求，只是随意走步，绕场一周罢了。然而，这简单的舞步却足以活动他的筋骨，实现了锻炼与保健的双重功效。
朱总司令与江青女士共舞的一幕，在我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那年夏季，按我记忆所及，当属1964年。正当舞会序幕缓缓拉开之时，江青已然提前踏至现场。她身姿挺拔，着装得体，即便已步入五十有五，体态仍显丰润。她穿着一袭布拉吉风格的连衣裙，从她那时的年纪考量，那款式依旧显得颇为时髦。在春藕斋的舞会上，女伴们众多，她们大多出自部队文工团；而男伴则相对稀少，大多是中南海内年轻且未婚的机关干部。男伴与文工团员共舞时，总能显得轻松自如，然而江青身份非凡，大家普遍选择保持距离。为此，舞会组织者特地邀请了几位舞技高超的男士，期望他们能主动邀江青共舞，以免她感到孤独或是尴尬。
每逢江青光临舞会，朱总司令恪守礼节，必定邀请她共跳一曲。但朱总司令与江青的座位却相隔甚远。伴随着舞曲的悠扬旋律，朱老总不得不从西端的大沙发专座起身，沿着约二十米的距离步行，方才能到达江青的座位，邀请她共舞。
在舞会中，虽然传统礼节通常要求男士主动邀请女士共舞，但江青为何非得等待朱总司令的邀请才能与他共舞呢？她固然是毛主席的伴侣，但朱总司令作为革命先辈，年岁比江青大近三十岁，按辈分而言，江青理应算是朱总司令的后辈。若她真心尊敬长辈，那么主动向朱总司令发起邀舞，似乎更为合适。
朱老总酷爱养兰
朱总司令喜养兰花。
近日，我有幸翻阅《朱德年谱》，书中详述了他对兰花的深厚情感。在1963年元旦佳节，朱德亲赴广东，对华南植物园进行视察，并特地参观了兰花专区。他对植物园的负责人强调：“切莫小觑兰花，此花蕴含巨大的出口潜力，应积极推广种植，以赚取更多外汇。”同年1月7日，朱德在南京参观中山植物园时，慷慨捐赠了四本珍贵的书籍给植物园。兰花谱在《四川的兰蕙——我的艺术生活》这部著作中，我亲笔题写了“精心培育兰花”四个字。
我想，朱总司令谈到兰花出口能带来外汇，这番话不过是揭示了兰花经济价值的一小部分。实则，朱总司令对兰花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自己就在家门口细心养护着众多兰花盆栽。
当暮春时节降临，朱总司令的住所楼前搭建起了一座遮阳凉棚，并竖立起花架。花架上层层叠叠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盆，盆中盛开的是各色兰花。凉棚之上悬挂着竹制帘幕，阳光透过帘幕洒落，既保证了棚内的空气流通，又带来了一丝凉意。兰花盆栽得以沐浴阳光，同时避免了强烈直射的曝晒。朱总司令常在院中悠闲漫步，陶醉于花海之中。机关的同事们也常在工间休息时，聚集到朱老总的门前，一同欣赏这些美丽的兰花。
兰花之品格，清雅且顽强。它厌恶过于肥沃的土壤、过度的亲近以及尘嚣的侵扰。正因为此，其花香淡泊而悠长，独树一帜，自古以来被誉为“香祖”、“王者之香”。
数年时光流转，境遇亦随之变迁。1964年，我有幸被派遣至北京顺义县郊外参与劳动，并全身心投入“四清”运动之中。夏末时分，我重返中南海，却惊讶地发现，往日里常常见到的朱总司令楼前的花架已不知去向。后来方才得知，毛主席曾有所指示，对花卉的种植提出了批评，其大意是：培植花草，易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倾向。
“在我眼中，朱老总对兰花的栽植，既是其业余生活中的一抹雅趣，亦是一项对身心皆有裨益的活动。对于个人与社会，均未带来任何弊端，堪称完美无瑕。”（摘自水静著《朱德的“兰花经”》，收录于《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名流写真》，由杜导正、廖盖隆共同编撰，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
谈及毛主席对养花活动的批评性指示，我尚能模糊回想起，在“文革”时期广泛流传的毛主席语录本中，似乎有所提及。如今，我渴望能够找到这份指示的完整原文，但这项任务似乎颇为棘手。幸运的是，得益于我们图书馆的张秀清同志的鼎力相助，她迅速在图书馆的书库中为我找到了一份“内部版”资料，证实了确实存在这样一份文件，现将内容记录如下——
（毛泽东）同汪东兴同志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七月）
摆放盆栽花卉，源自往昔遗风，曾是封建士大夫及资产阶级公子哥儿们的闲适雅好。在那个时代，那些闲散度日、饱食终日的人们，得以在闲暇之余，悠然自得地养护与赏玩花卉。
自全国解放至今，岁月已走过十余个春秋，养花的风尚非但未曾减弱，反而在此基础之上，迎来了更为蓬勃的发展。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我对家中摆放花卉并无太多兴趣。尽管在白天，它们或许能带来一些好处，但夜晚的不便却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于是，我已让这些花卉从我的居所中消失。将来，我也会要求将院落中的花卉一同移除。在我看来，你们院中的树木已经足够迷人，或许还可以考虑增添一些新的元素。
贵府的花房行将废止。众多技艺精湛的花匠将面临去职，仅保留少数人负责维护庭院的整洁与生机。自今而后，庭院的种植重心将转向各类树木与果树的培育，并将积极探索粮食、蔬菜及油料作物的种植。
位于北京的中山公园及香山区域，将分阶段实施果树与油料作物的种植。这一举措不仅美化了环境，提升了观赏价值，更能够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对子孙后代的福祉产生深远影响。（摘自《资料选编》，1967年2月，存于近代史研究所二楼。该段落在“文革”期间，众多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或《学习资料》等多种版本中均有收录，尽管部分文字略有差异，但整体内容保持了一致。）
报道指出，许农合的著作《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朱德元帅在196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讨论中受到了尖锐批评。网络文章提及，会议中有人质疑朱老总存在“政治抱负”，朱总司令回应道：“我如今已八十高龄，连攀登都需要他人搀扶，行走都显得吃力，还能有何图谋？更不用说肩负重任了。”另有资料记载，同年5月23日，一位高级官员在会议上对朱总司令提出批评，称其“常言及兰花”，并表示：“自古以来，那些在政治上失意的人，往往喜欢养兰花。”
“兰花，非资产阶级花卉！”
看中办大字报
在“文革”的开端阶段，我们曾在办公楼内目击朱总司令亲自莅临机关，察看那些张贴在墙上的大字报。
实际上，早在196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便启动了“文革”运动的筹备工作。与中央内部对罗瑞卿的神秘批判及《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所撰写的针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几乎同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杨尚昆，突然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被调任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显然是一次异常的降职。紧接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由深受毛泽东信任、负责毛泽东警卫和安全生活安排的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接替。至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进行了不恰当的批判”。（详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966年，伴随着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五月下旬，中央办公厅内部悄然启动了所谓的“揭盖子”行动。紧接着，各机关单位纷纷响应，开始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室主任杨尚昆及田家英展开批判，指控他们犯有“罪行”。田家英被指控的主要罪状之一，便是篡改毛主席的著作。证据之一，便是在整理毛主席谈话时，他明确指出《海瑞罢官》并非吴晗用以影射彭德怀被罢官之作。胡乔木回忆称，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位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读了其罪状，并责令其离开中南海。田家英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冤屈与羞辱，于23日含冤离世（自缢身亡）。（详见胡乔木著《我所知道的田家英》，《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走廊上张贴了大量的批判田家英的大字报。
传闻中，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李富春以及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童小鹏，都曾亲自前往现场，观摩了批判田家英的大字报。到了5月底或6月初的一个周末清晨，朱德总司令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也来到了秘书室的走廊，仔细审视这些大字报。由于正值周末，同事们大多在家休息，我们这些未婚的同事则留在了机关内。我们与朱老总一同翻阅这些大字报，并从中挑选出几篇内容较为丰富的供他审阅。考虑到走廊光线昏暗，尽管电灯已经打开，但朱老总年事已高，视力难免受限。于是，有人搬来椅子，恭请朱老总坐在大字报前，由工作人员逐篇朗读内容。阅读完一篇，便移动椅子，继续观赏下一篇。
起初，他强调了对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权威的批判——这正是当时文件所采用的言辞；继之，他预测这场运动将持续长达两三年。
在朱总司令即将离开之际，当时负责秘书室运动领导小组工作的同志特意叮嘱我，务必将朱总司令的讲话整理成文字稿，以便妥善存档于秘书室。
在“文革”运动初始阶段，即1966年6月中旬，我们众多“革命同志”与那些遭受批斗的同志们——其中包括由杨尚昆和田家英同志领导的核心成员——一同被驱逐出中南海，转至“学习班”，从而开启了我们的下放生涯。五七干校此后未见朱总司令。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次中央全会的召开在即，政治局常委成员阵容发生了显著变动。尽管副主席林彪得以保留原职，但排名第二的刘少奇，以及曾位列第四、第五的朱德和陈云，均被调至次要职位。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浪潮愈发汹涌，中南海内迅速搭建起大字报棚，张贴出大量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这场风波甚至波及到了朱老总，甚至有指责他成为“黑司令”的大字报出现。朱总司令，已年过八旬，恐怕无论如何也未曾预料到，“文革”会给他带来如此沉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