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袁克定想当太子架空段祺瑞，段祺瑞冷笑：你爹我都不跪，轮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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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16年6月2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降下了半旗。101响礼炮的轰鸣，穿透初夏的闷热空气，为一位逝去的枭雄送行。这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国葬。
万千目光，此刻都聚焦在葬礼的主持者身上——新任国务总理，段祺瑞。
他身着黑色西式礼服，面容冷峻如铁，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每一个仪式流程。从扶灵的将领名单，到沿途的军警布防，再到最终的哀乐时长，他都亲自过问，安排得滴水不漏。旁人看来，他仿佛在用最高的敬意，告慰一位亲密的恩师与战友。这场极尽哀荣的国葬，让无数亲历了过去一年惊涛骇浪的政客与记者们感到巨大的困惑与割裂。
仅仅几个月前，正是袁世凯亲手缔造的“洪宪皇朝”，将段祺瑞贬斥为一介“病夫”，逐出权力中枢；而那位一心想当“太子”的大公子袁克定，更是被传言用一枚致命的炸弹，试图将这位“姐夫”从肉体上彻底抹除。为何在袁氏父子身死名裂之后，段祺瑞反倒要“以德报怨”，为这个破碎的家族，保留这最后的、也是最隆重的体面？
这绝非简单的政治作秀，更不是迂腐的妇人之仁。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宣言，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艰难开启。要真正读懂段祺瑞在这场葬礼上，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庞下所隐藏的深层意图，就必须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两年前，回到那个杀机四伏、暗流涌动的秋日会议室。
在那里，一场看似寻常的权力博弈，实则是一场关乎国运、关乎两种建国理念的终极对决。段祺瑞在那场对决中所捍卫的，也远非个人的权位，而是一个他耗费半生心血试图建立的，一个亲眼在万里之外的德意志见识过的，关于现代中国的强国蓝图。
02
1914年10月，北京，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这座由前清海军衙门改建而成的权力中枢，此刻正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之中。
窗外，秋风卷起落叶，萧瑟肃杀。室内，北洋系的军政巨头们屏息端坐，目光都集中在长桌尽头那个身材不高但气势迫人的身影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他的权力在经历了“二次革命”的镇压后，已如日中天，但他内心深处对于军权那份近乎偏执的掌控欲，像一头永远无法餍足的巨兽，仍在贪婪地咆哮。
「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与世界先进陆军接轨，我提议，成立模范团。」袁世凯的声音低沉而有力，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陆军总长段祺瑞、总参谋长黎元洪、以及“北洋三杰”中的另外两位——王士珍与冯国璋。
众人正襟危坐，心中都清楚，这不过是开场白。
「第一期，由我亲自兼任团长，以示重视。」袁世凯的目光停顿了一下，随即话锋一转，如同一把淬了毒的匕首，毫无征兆地刺出：「待时机成熟，我看，可由我的长子，克定来接任，继续操练。」
话音落下的瞬间，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被抽干了。所有人的目光，如有实质般，齐刷刷地投向了陆军总长段祺瑞。谁都明白，这所谓的“模范团”，根本不是为了培养什么新军，而是要从段祺瑞这位北洋军事实质上的掌舵人手中，硬生生挖走一块心头肉。
这是袁世凯试图绕过根深蒂固的陆军部，建立一支绝对忠于袁氏家族私兵的阳谋。而让袁克定接任，更是赤裸裸地为“太子”铺路，将“家天下”的意图摆上了台面。
袁克定就坐在父亲身旁，一身笔挺的西式军服，嘴角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充满优越感的笑意。在他眼中，眼前这些所谓的元老宿将，不过是父亲一手提拔的家臣，是袁家权力的附庸。如今，要为未来的“储君”让出一条道来，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预想中的恭顺附和，而是一句冰冷、坚硬、不带任何情绪的反对。
「雲台（袁克定的字）没带过兵，我看不行。」
段祺瑞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颗颗沉重的铆钉，砸在死寂的会议室地板上。他甚至没有看袁克定一眼，那双深邃的眸子，隔着长桌，直视着袁世凯，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峙。
袁克定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继而化为羞恼的铁青。他不敢相信，这个平日里见面还要称呼一声“姐夫”的男人，竟敢在如此重大的场合，当着所有北洋元老的面，如此干脆地折辱自己。
袁世凯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他的面部肌肉微微抽搐，厚重的眼皮耷拉下来，掩盖住眼中的怒火。这句反对，在他听来，无异于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感觉到的不是冒犯，而是背叛。他死死地盯着段祺瑞，仿佛要将他看穿。良久，他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杀气腾腾的诘问：
「你看我行不行？」
这句充满威胁的反问，如同一道撕裂长空的闪电，彻底照亮了袁世凱与他最信任的“北洋之虎”之间，那道早已存在、但从未言明的巨大裂痕。而段祺瑞之所以敢于当众“犯上”，并非一时冲动，更非纯粹的权力之争。
它的根源，要追溯到二十五年前，那个遥远的德意志帝国。在那里，普鲁士军营的纪律、克虏伯工厂的炮火与德意志议会的辩论，共同锻造了他一个与这片古老土地格格不入的政治信念。
03
段祺瑞与袁世凯的缘分，曾是北洋集团内部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它始于知遇之恩，固于儿女亲情，一度被视为最稳固的政治联盟。
天津小站练兵时期，段祺瑞便是袁世凯最为倚重的炮兵统领。1901年，段祺瑞原配病故，正值壮年的他无意续弦。袁世凯得知后，亲自出面做媒，将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了他。张佩蘅的父亲张元清是袁世凯在朝鲜平乱时的旧部，战死沙场，袁世凯将其 orphaned 女儿收养，视若己出，悉心培养。
这场联姻的意义远超个人范畴，它将段祺瑞牢牢地绑在了袁世凯的战车上，使其从一个得力干将，一跃成为袁氏家族的核心成员。袁家的孩子们见到他，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姐夫”。这份超越上下级的私人情谊，在那个注重人身依附的时代，是任何金钱或权位都无法替代的政治资本。
但袁世凯或许从一开始就低估了这匹被他亲手送出国门的千里马。他看到的，是一个远比天津小站、比紫禁城、比中国数千年权谋历史更广阔、更强大的世界。
1889年，作为李鸿章“海陆军派遣留学”计划中最优秀的五名毕业生之一，24岁的段祺瑞踏上了德意志帝国的土地。在柏林的军事学院，他不再是中国传统师徒传授式的学习，而是第一次接触到系统化、科学化的现代军事理论。
从弹道学、兵种协同到后勤管理，每一个科目都颠覆着他过去的认知。在闻名世界的克虏伯兵工厂，他亲眼目睹了钢铁洪流如何从图纸变为现实，那种工业文明所展现出的、排山倒海般的物质力量，给了他巨大的震撼。
然而，真正重塑他灵魂的，并非仅仅是“船坚炮利”。课余时间，他通过翻译，贪婪地阅读德国的报纸与书籍，甚至数次旁听了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辩论。他第一次直观地理解了，一个现代强国是如何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下运转的。
军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服务于国家利益，由议会批准的财政供养，其最高指挥权属于国家元首，但具体的军令、人事、训练则由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总参谋部和陆军部负责。军官的晋升，依靠的是战功与履历，而非与某个权贵的私人关系。
这个发现，让他对自己身处的那个军队将领视士兵为私产、忠于个人而非忠于国家的旧世界，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心中关于“强大”的定义，被彻底改写了。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某个雄才大略的领袖，而在于一套能够让国家机器高效、稳定运转的，非人格化的制度。
回国后，段祺瑞成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狂热布道者。他亲自编译的《训练操法详析》等炮兵教材，成为北洋六镇的必修课；他一手创办的保定军官学校，源源不断地为军队输送着拥有新军事思想的年轻军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中国复制一个普鲁士式的军事体系，打造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一支属于“国家”的军队。
也正因如此，当袁世凯在会议室里，轻描淡写地提出要让“没带过兵”的袁克定，仅仅因为血缘关系就执掌象征着军队未来的模范团时，段祺瑞内心的警报被瞬间拉响。这在他看来，不是一次简单的人事任命，而是对他半生信念的公然挑战，是对军队“国家化”原则的无情践踏，是历史向着“家天下”的可耻倒退。
他要捍卫的，是他用半生心血建立起来的、那个虽然脆弱但代表着未来的军事现代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为袁大总统服务，但绝不能沦为袁氏的私产。这份超越时代的政治清醒与制度洁癖，沉浸在权力巅峰快感中的袁世凯不懂，一心只想当太子的袁克定更不懂。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翅膀硬了、不听话的家臣。
04
模范团会议上的正面冲突，如同一道冰冷的裂隙，横亘在了袁世凯与段祺瑞之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撕扯得越来越大。袁世凯彻底下定了决心，他意识到，只要段祺瑞和他所代表的那套“非人格化”的建军思想还盘踞在陆军部，北洋军的枪杆子，就永远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姓“袁”。
一张无形却坚韧的大网，开始从四面八方悄然向段祺瑞收紧。
1914年5月，袁世凯大笔一挥，下令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自任大元帅。这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他将早已退隐、素有清望却无实际兵权的“北洋之龙”王士珍请出山，担任“坐办”，以安抚元老。
而包括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在内的所有军事首脑，统统被降格为“办事员”，必须向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汇报工作。这一招釜底抽薪，让段祺瑞的陆军部瞬间被架空，所有重大的军事调动、人事任免、军费调拨，都绕过陆军部，直接由统帅办事处下达。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从此变得有名无实。
紧接着，袁世凯又找了个借口，将段祺瑞最得力的心腹、时任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调离北京，派往遥远的西北。徐树铮素有“小扇子”之称，是段祺瑞的首席智囊和执行官，剪除徐树铮，无异于砍掉了段祺瑞的左膀右臂。
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得段祺瑞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敏锐地察觉到，袁世凯正在为一件比掌控军权更庞大、更惊人的事情铺路。
果不其然，进入1915年，一股拥戴袁世凯称帝的舆论暗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诡异地涌动。始作俑者，正是急于将“太子”之位合法化的袁克定。他联合了杨度、孙毓筠等一批政客，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四处鼓吹“共和不适于国情”，只有恢复帝制才能救中国。袁克定甚至伪造了一份天天刊登拥护帝制文章的《顺天时报》，专门印出来送给袁世凯看，以蒙蔽其耳目，营造出“万民拥戴”的假象。
在做足了舆论准备之后，袁克定派人向段祺瑞这位“姐夫”进行最后的试探：「如今全国上下，人心思定，皆拥护大总统顺应天人之心，更进一步。芝泉（段祺瑞的字）在军中德高望重，若能领衔通电，则大事可成，未来新朝，必以元勋待之。」
彼时，段祺瑞虽被架空，但“陆军总长”的名号仍在。他若点头，无疑将为帝制运动的合法性增添最重的一枚砝码。然而，来使等到的，是段祺瑞火山爆发般的怒火。
他猛地一拍桌子，勃然变色，指着来使的鼻子怒斥：
「胡闹！我段某人只知有民国，只知通电共和，岂能通电复辟？此事万万不可！大总统精明一世，也断然不会听信你们这帮宵小之言！」
这声怒喝，是段祺瑞与袁氏父子最后的、不可挽回的决裂宣言。他明白，那个曾经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看到的共和梦想，即将在中国面临最严峻、最黑暗的考验。而他，将是这个梦想最后的、也是最孤独的守门人。
05
袁世凯还是不死心。在他近乎唯我独尊的世界观里，天下没有收买不了的忠诚，也没有扳不倒的固执，段祺瑞的坚持，只是因为价码不够，或者说，威胁不够。
从1915年秋天开始，袁世凯亲自出马，摒弃了所有中间人，先后五次召见或派人劝说段祺瑞，进行最后的摊牌。他时而追忆小站练兵的往昔情谊，时而许诺帝制之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爵位，时而又隐晦地暗示，违逆潮流者将有身家性命之忧。
但每一次，他都撞上了一堵冰冷而坚硬的墙。三次被段祺瑞当面严词拒绝，两次干脆吃了闭门羹。
段祺瑞的回答始终如一，简单而直接：「此事关系国家安危，更关系大总统与袁氏一门的身家性命，万万不可行！」他反复强调，共和虽有种种弊病，但终究是世界大势，人心所向，一旦倒行逆施，必然会激起全国反对，届时悔之晚矣。
最后的耐心被消磨殆尽，袁世凯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他认定，段祺瑞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挽回的“自己人”，而是一个必须铲除的政敌。
不久后，段祺瑞以“眼疾加剧，需要静养”为名，主动递交了陆军总长的辞呈，携家眷躲进了京郊西山的团城，摆出了一副不闻不问、彻底不合作的姿态。袁世凯顺水推舟，立刻批准，并由对自己言听计从的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
政治上的彻底放逐，还不足以让“皇太子”袁克定安心。这位已经被权力欲望冲昏头脑的年轻人，眼中闪烁着更加恶毒的光芒。他深知段祺瑞在北洋军中盘根错节的影响力，只要段祺瑞还活着一天，就是未来“洪宪皇朝”的一个巨大隐患。
一天深夜，段府的佣人在巡夜时，在公馆一处偏僻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包裹严实的铁盒子。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枚制作精良、引信待发的炸弹。 খবর传开，整个段公馆上下吓得魂飞魄散。北京警察厅派来的拆弹专家赶到后，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枚炸弹的引信已经启动，威力足以将半个公馆夷为平地，只是因为某种机械故障才没有引爆。
消息不胫而走，举国哗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谁干的。
西山别墅内，段祺瑞听闻此事，只是平静地擦拭着自己的佩剑，久久不语。这枚没有炸响的炸弹，却比任何轰鸣都更清晰地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反对帝制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前方不再是罢官去职，而是万丈深渊，是冰冷的死亡威胁。
1915年12月12日，在一片由“筹安会”精心导演的“拥戴”声中，袁世凯正式宣布接受帝位，改元“洪宪”，定于次年元旦登基。封赏名单随即传遍全国，文武百官，皆有封赏，杨度等人甚至被封为公侯。
唯独，没有段祺瑞的名字。
此刻的他，被彻底孤立，削去兵权，逐出中枢，甚至面临着生命的直接威胁。他所坚持的共和理念，在“洪宪皇朝”的赫赫天威和无数趋炎附势者的山呼万岁声中，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如此不堪一击，仿佛一个即将被现实车轮彻底碾碎的悲情笑话。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段祺瑞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终结，只会像一头失势的病虎，在西山的寂静中慢慢老去之时，这位退隐的“病夫”，却做出了一个让外界匪夷所思的举动。
他没有继续沉默，也没有发表任何激烈的反对言论，而是开始以“探病”、“叙旧”为名，频繁地秘密约见几位仍在军中担任要职的北洋嫡系将领，比如他的老部下、陆军第20师师长冯国璋。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但每一个离开西山别墅的将领，脸上都带着一种复杂而凝重的表情。
段祺瑞到底在谋划什么？他手中既无一兵一卒，也无一官半职，难道还想凭着过去的威望，遥控指挥，撼动袁家那看似固若金汤的皇帝宝座？没人知道，段祺瑞等的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时机，而是一份情报，一份来自遥远西南边陲，关于一个人和一支军队的绝密军情。
他坚信，那份军报一旦抵达北京，不仅能瞬间引爆袁世凯那脆弱的皇帝梦，更能成为颠覆乾坤、让他所有看似“不合时宜”的坚持都变得无比正确的王牌证据。他要等的，是那个叫蔡锷的男人，在云南振臂一呼……
06
1915年12月25日，西方世界的圣诞节。一份加急电报，如同一道刺破严冬寒夜的闪电，划破了北京城上空“洪宪”帝国的迷梦。
云南都督蔡锷、唐继尧，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并效仿武昌首义，组织“护国军”，誓师北上，武力讨袁！
这份电报，就是段祺瑞在西山别墅里，于寂静中苦苦等候的那张“惊天逆转”的王牌。它如同一颗投入滚烫火药桶的火星，瞬间引爆了全国范围内早已积压许久的、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普遍不满。
身处权力巅峰的袁世凯，起初并未将此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小小的云南，一省之力，无异于螳臂当车。他立刻下令，调集曹锟、张敬尧等部最精锐的北洋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开赴四川、湖南，企图以泰山压卵之势，迅速将叛乱扑灭。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中南海里的“洪宪皇帝”感到了彻骨的寒意。
这些装备精良、由段祺瑞一手训练出来的北洋劲旅，一到前线，便集体“哑火”。将领们以“水土不服”、“军饷不足”、“弹药不济”等各种理由，消极避战。面对护国军的零星攻势，他们要么一触即溃，要么干脆按兵不动。更有甚者，如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不仅不发一兵一卒，还暗中通电袁世凯，以“南北将士，恐难相安”为由，要求取消帝制。
袁世凯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进军，但军队就是纹丝不动。此刻，他才惊恐地发现，他虽然名义上是三军大元帅，但北洋军的军心，依然向着那个在西山“养病”的段祺瑞。
段祺瑞多年来在军中推行的德式军事思想，建立的师生、故旧关系，早已盘根错节，如同深入地下的庞大树根，远非一纸罢免令就能轻易拔除。他在西山与将领们的秘密谈话，早已为今日的局面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他没有要求他们造反，只是要求他们在关键时刻，“忠于民国，而非忠于一人”。
更致命的是，随着贵州、广西在1916年初相继宣布独立，整个南中国连成一片，反袁声势浩大。北洋军内部也开始人心浮动，分崩离析。
众叛亲离，内外交困。仅仅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被迫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于1916年3月22日，由他自己亲口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洪宪皇帝”，就这样被一份来自云南的电报，和一支从未真正大规模交火的军队，彻底击垮了。而这场兵不血刃的胜利，其真正的总导演，正是那个从始至终都未公开发一言的西山隐士——段祺瑞。
他的“王牌证据”，不是一份秘密文件，也不是一次血腥的军事政变，而是他对共和民心与北洋军人心的精准判断与掌控。他用一场漂亮的、成本最低的“政治做空”，兵不血刃地证明了，共和，才是这个国家唯一正确的方向。
07
视角拉回到中南海，那座曾经象征着无上权力的怀仁堂。
帝制的取消，并没有挽救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健康状况，反而像抽走了他身体里的最后一根支柱，让他彻底垮了下来。他一病不起，躺在冰冷的龙床上，面如金纸。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枭雄，此刻只剩下了一个衰老而绝望的躯壳。他知道，能收拾这个烂摊子的，全中国，有能力、也有威望让各方信服的，只有一个人。
他派人去西山，请段祺瑞出山。
第一次，段祺瑞的回复简单而冰冷：「病体未愈，不便行动。」这是政治上的姿态，也是对过去一年所受屈辱的无声抗议。
第二次，来人带上了袁世凯的亲笔信，言辞恳切，几乎是在哀求。段祺瑞依旧不为所动。
第三次，派去的是袁世凯的亲信，此人见到段祺瑞，几乎是哭着转达了袁世凯的口信：「项城（袁世凯的字）真的快不行了，朝局崩坏，无人能制，芝泉难道就忍心不见他最后一面，忍心看着国家陷入大乱吗？」
这一次，段祺瑞沉默了。他心中那份关于知遇之恩、关于袍泽之谊的“私情”，终究还是战胜了政治斗争中的“公义”。他换上朝服，在一片复杂的目光注视下，重新走进了那座既熟悉又陌生的总统府。
怀仁堂内，弥漫着浓重的药味和死亡的气息。袁世凯见到段祺瑞，那双曾经精光四射的浑浊眼中，竟流下了两行清泪。他挣扎着伸出干枯的手，声音微弱而沙哑，断断续续地说：「芝泉……再帮我……一次……收拾这个烂摊子……」
这是一个时代的强者，对另一个强者的最后托付，也是一个失败者，对自己胜利的政敌最彻底的臣服。
段祺瑞没有立刻回答。他静静地看着这个曾经一手提拔自己，又亲手试图毁掉自己的人，心中五味杂陈。片刻之后，他缓缓开口，语气平静，但字字千钧：
「取消帝制，恢复民国，芝泉当鼎力相助。」
这已经不是下属对上级的承诺，而是一个胜利者，对一个失败者开出的、关乎国体与法统的最终条件。袁世凯费力地点了点头。
3月23日，段祺瑞被任命为参谋总长，重归权力中枢。4月22日，在袁世凯的最后一道命令下，改任国务卿，总理全国政务。
权力，以一种袁世凯生前最不情愿的方式，完整地回到了段祺瑞手中。这一刻戏剧性的权力交接，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冰冷的政治现实：段祺瑞的胜利，并非源于任何高明的军事政变或政治阴谋，而是源于他对时代大势——即“共和”——的精准把握与坚定捍卫。
当袁世凯试图用个人的威权与陈旧的帝制，去对抗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时，他的失败就已经注定。而段祺瑞，恰恰是站在了历史潮流的这一边。他的强势归来，不是个人的回归，而是“共和”这一政治原则的回归。
08
1916年6月6日清晨，袁世凯在无尽的悔恨与忧愤中，病逝于中南海。
他的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和一盘散沙般的混乱危局。南方革命党人依旧虎视眈眈，要求严惩帝制祸首；北洋内部，以冯国璋为首的实力派也蠢蠢欲动，觊觎着最高权力。整个国家，随时可能因为权力交接不顺而再次陷入内战。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段祺瑞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铁腕与远见。他没有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自己去争夺总统之位，而是力排众议，坚决拥护法统，推举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自己则出任手握实权的国务总理，并迅速宣布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和国会。
这一系列被后世称为“再造共和”的操作，堪称神来之笔。它不仅在法理上堵住了南方革命党人的口，最大限度地弥合了南北方的裂痕，也向世人展现了他“一心为公，不慕权位”的高尚姿态，为他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
处理完惊心动魄的国事交接，他开始着手处理一件看似棘手的“私事”——为自己的“政敌”袁世凯，举办一场风光无限的国葬。
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甚至他的心腹徐树铮都认为，只需按普通规格安葬即可，不必如此隆重。但段祺瑞自有他的考量。他对身边人说了一句，道破了他内心复杂的政治哲学与个人情感：
「袁公于民国有功，于我有知遇之恩，此为私。但他晚年称帝复辟，祸国殃民，此为公。如今人死灯灭，公罪已有天下公论，我只论私，不论公。」
当惶恐不安、担心被人报复的袁克定，前来请求段祺瑞派兵护送灵柩出京时，段祺瑞一口答应，不仅派出了两个兵团的兵力沿途护卫，还下令所有军政机关降半旗致哀，确保葬礼万无一失。
6月23日，国葬正式举行。101声礼炮，是民国元首的最高规格。灵柩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军警肃立。这场极尽哀荣的葬礼，是段祺瑞送给昔日恩主，也是最大政敌的最后一份礼物。他用这种方式，向全天下宣告：他段祺瑞，赢得是政治路线的胜利，而非个人私仇的胜利。他埋葬的是一个叫“洪宪”的皇帝，而纪念的，是一个叫袁世凯的、曾经的民国英雄。
这场堪称完美的“政治谢幕”，让段祺瑞彻底掌控了北洋的大局，也让他个人的道德与政治声望，在那个瞬间，达到了顶峰。
09
袁世凯的灵柩，最终归葬于他的故乡河南安阳。那座名为“袁林”的陵墓，在设计上刻意模仿了明清皇陵的规制，宏伟壮观，却又在许多细节上不敢僭越分毫，比如没有采用象征帝王的琉璃瓦。这处建筑本身，就像是袁世凯那场尴尬而短暂的皇帝梦的实体化，充满了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
段祺瑞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亲手埋葬了那个想拉着中国回到过去的威权时代，也似乎亲手开启了一个他理想中的、以共和与法统为基石的未来。他以为自己捍卫了共和，却未曾料到，当袁世凯这个唯一的、能够勉强压制各方势力的强权核心消失后，北洋军阀内部被压抑已久的个人野心，将如潘多拉魔盒一般被彻底释放。
他与袁世凯的这场君臣决裂，从本质上说，是两种不同强国路径的激烈对撞。袁世凯迷信的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帝王权术与人身依附，试图用个人的绝对权威来凝聚这个庞大而破碎的国家。而深受德国影响的段祺瑞，相信的则是现代化的制度、规则与法统，他坚信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必须建立在一套稳定、可靠、非人格化的制度之上。
历史，在1916年的那个夏天，选择了段祺瑞。但它也跟段祺瑞，跟整个中国，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赢得了与袁世凯的这场战争，却最终输给了他自己一手开启的那个更加混乱的时代。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他所珍视的共和制度与国会，在他自己以及其他军阀的轮番践踏下，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多年以后，当段祺瑞自己也黯然下野，隐居于天津的日租界时，不知他是否会在某个午后，回想起1916年那场由他亲手操办的盛大国葬。他用它体面地告别了一个旧时代，却未能阻止一个更坏、更血腥的时代来临。他是一个合格的、坚定的“守门人”，成功地阻止了历史的倒退，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开创者”，未能在中国这片复杂的土壤上，真正建立起他所向往的那个秩序井然的共和国。
而他与袁世凯之间的那段夹杂着知遇、亲情、背叛与抗争的复杂恩怨，也终究化为一缕青烟，消散在了中国近代史那波澜壮阔，又令人扼腕叹息的滚滚洪流之中。
参考文献
唐德刚. 《袁氏当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来新夏. 《北洋军阀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张永久. 《段祺瑞传》. 作家出版社, 2013.[德]瓦德西. 《瓦德西拳乱笔记》. (作为段祺瑞留学德国时期，德国对华军事思想影响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