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揭秘吴石将军：只身潜伏，末路英雄泪
吴石在保密局的监牢中历经了长达三个月又十一日的苦难煎熬。在那段日子里，他不幸遭遇了严酷的刑讯，最终导致一只眼睛永远黯淡失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中共党史出版社。
吴石将军晚年
文/郑立
《中国新闻周刊》第855期首发
1949年农历八月十五，对应公历的10月6日，国民党的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度过了他55岁的寿辰，而这竟是他人生旅途中最后的庆典。在爱妻的陪伴下，吴石选择前往台北的照相馆，记录下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这些照片，成为了他与家人共度的最后珍贵记忆。
在照片中，画面中仅吴石及其夫人与小儿子三人，显然不足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全家福。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他期盼着不久的将来，全家人能够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在那个时代，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众多民众，都坚信台湾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许多人坚信，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必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台湾的解放。
据传，吴石抵达台湾后，中共地下组织曾赋予他“密使一号”的代号。然而，这一说法纯粹是虚构的。另有资料提及，吴石系在台湾英勇战斗的中共党员，更是中共的特别党员。此类说法亦属臆测。实际上，吴石并未正式加入党组织成为中共一员，但他确实自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吴石同志的挚友、共产党员何遂之女何嘉，后来满怀深情地追忆道：“那是在1949年的八月，于台北，父亲与吴伯伯的联系愈发紧密。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防止祖国分裂，吴石同志毅然决然，冒着极大的风险，同意继续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我们还在香港，协助吴石同志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进入10月初，吴石同志再次踏足香港，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被誉为“小万”的万景光先生进行了会面。会晤之后，何嘉小姐受万景光先生的委托，亲自将他送至启德机场，并目送他远去。然而，谁曾想，这一别竟成为了永久的诀别。
“横联”导致泄露
在李资生撰写的《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一文中，对吴石所提供的情报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吴石，一位忠诚至极的情报工作者，凭借其参谋人员的锐利洞察力，精准预测中共急需的情报信息，并积极进行搜集。他对情报的轻重缓急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重视数据与图表，使得朱小姐（朱谌之）转交的资料对中共而言，价值难以估量。”
继国民党保密局对“吴石案”档案进行“全面审视”之际，他们也对中共华东局派遣并与吴石建立联系的朱谌之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审视过程中，朱谌之被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被赞誉为“党性坚定，学识渊博”，而他在被捕时吞金自尽的举动，更是充分体现了其对可能发生的变故早有预谋。“匪方人员为守护关键任务而不惜献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实乃值得借鉴与学习的楷模。”
“反思”揭示，吴石案之所以得以成功侦破，核心原因在于朱谌之与蔡孝乾等人之间的勾结，导致身份暴露，犯了严重的“横的联系”失误。1950年1月29日的夜晚，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其寓所遭到国民党保密局伏击人员逮捕。在其公文包中，发现了一本记事本，上面清晰记载着“吴次长”的名字。这一发现成了致命的破绽，促使国民党保密局将侦查视线迅速转向吴石。
3月1日晚间，吴石不幸被捕。负责主审的，正是当时国民党保密局第二处的处长叶翔之。叶翔之后来升任台湾情报局局长，成为台湾情报界的关键人物。据吴石在狱中的手记记载，从3月5日至4月7日，他遭受了多次密集的审讯，“他时刻承受着审问的压力，神经高度紧张，心情亦备受折磨”。
迟于吴石入狱逾一周的知名记者龚德柏，凭借自己在狱中的切身经历，完成了《蒋介石黑狱亲历记》一书。在书中，他也不时记录了“吴石案”中的若干人物与事件。龚德柏所住的4号牢房与吴石的3号牢房仅隔一堵墙壁。这座监狱的前身乃日本占领时期所建之军人监狱，面积不足五平方米，通风条件极为恶劣。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由于国民党抓捕人数众多，使得狱中人满为患。第一夜，牢房内关押了四人，至第二夜增至六人，第三夜又增加一人。此后，每晚的牢房中居住人数均为七八人，有时甚至多达十人。睡眠问题因此变得尤为严峻，到了5月10日，龚德柏因拥挤至极，连坐都无法成，被迫站立了整整三个小时。“幸运的是，仅一周后，救星降临”，即国防部次长吴石经医生检查，血压竟高达二百余毫米汞柱，必须服用安眠药，否则当日就有突发脑溢血而亡的危险。“然而，吴石作为重犯，理应接受公正的审判。”此后，牢房进行了调整，每间牢房仅关押七八人。
“侦讯吴石极难。
最初，吴石试图以参谋次长的威严来震慑他人。但自从主管人员向他透露了所有细节，他迅速调整了策略，此后，他展现出极大的诚恳与清晰，详尽地叙述了自己的过往。然而，他那根深蒂固的习惯——言辞拐弯抹角，不愿直言不讳——依旧未变，除非证据摆在眼前，他才会罕见地承认。特别是在涉及第三方时，他总是以所谓的“善意”为他人开脱。因此，我们所谓的吴石的“诚意”与“坦白”，实际上是在侦讯人员精心设计的提问引导下，被迫保持诚实与坦率。若严格评判，对吴石的审讯无疑是所有审讯中最具挑战性的。
晚于吴石入狱十天，且曾与他同囚一室逾一个月的刘建修，于2009年8月向我们娓娓道出了吴石狱中生活的最后一幕。刘建修回忆说，1950年3月10日，他因“邮电案”被捕，被囚禁于保密局“南所”的看守所。那间牢房空间逼仄，已有两名囚犯先他一步被关押其中，年岁稍长的那位，便是吴石，而那时刘建修尚不知其名。吴石体型微胖，身材不高，面容丰满，头发被剪得极短，几乎可称作光头。在“南所”关押的囚犯每日仅能享用两餐。用餐时，他们三人围坐一桌，食物置于中央。自入狱的第一天起，刘建修便察觉吴石似乎非同寻常。因为每次送来的食物中，总有一个小盆子，专门为他准备了丰盛的佳肴，其品质远超其他囚犯的饮食。盆中既有肉又有鱼，与一般囚犯的食粮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吴石平日里总给人以沉静异常的印象，仿佛他的言语从未开启。在刘建修眼中，他的面容上难以捕捉到情绪的波动，既不见明显的忧虑，又显得异常的镇定。维持这样的状态实属不易，而我却常对未来命运的走向忧虑不已，也担忧着亲人和战友们的安危。在白天，吴石大多数时间沉浸在书海之中，或是卧床小憩。阅读时，他总喜欢选择光线充足的地方。刘建修偶尔瞥见，他反复研读的书籍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史纲》以及《世界史纲》。
屋内还有一位年约四十岁的男子，身材雄健，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山东方言，透露出他来自那个地方。刘建修入住此处数日之后，才得知那位说话带有山东口音的人自称为上校，在国防部所属机构工作。由于财务问题，他从半年前起便被拘禁在此。幸运的是，他的疑虑已经完全解除，无需再担忧后续事宜，预计在一周之内就能重获自由。那位上校也表示，如果吴石或刘建修需要向家人传递消息，他愿意提供帮助。然而，刘建修并没有询问那位山东人的姓名。那时，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又担心屋内可能安装有“窃听器”，因此不敢随意开口，只能静心聆听。看守有时会叫那位山东人出去，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多次。
数日之后，山东人与吴石便开始私下低声交谈。刘建修察觉到这一情况，他们似乎有意避开他的视线。此后的数日里，这种情形始终如一。大约又过了两三天，看守突然叫出了山东人的名字。他急匆匆地收拾了几件衣物，巧妙地将它们捆绑成包裹，随即匆匆离去。又过了两天，夜幕低垂，吴石也被召了出去。那一夜，刘建修孤身一人卧在房内，直至晨光初现，吴石仍未归来。在散落一地的书籍中，刘建修无意间瞥见一本《中国文学史》，封面上用毛笔书写着“吴石”二字，这才恍然大悟，得知了他的姓名。
“无他。”
“对蔡孝乾案件有所耳闻吗？”刘建修回应称自己并不了解。事后，他回想起吴石的判断，发现其推测相当准确。然而，他当时确实不清楚蔡孝乾是何许人也。
“非得进食不可。”吴石尽力站起，仅勉强吞下几口食物，喝下几口汤。目睹这幕情景，刘建修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酸涩之情。
不久，吴石的病情有了明显的起色。某日，看守推开了牢门，大声呼喊刘建修的名字，宣告道：“你出来！”这一次，轮到了他接受审讯。特务们分成三组，每组两人，轮流对刘建修进行审讯，每次审讯持续约2至4小时，之后便轮换下一组。审讯过程中所使用的刑具令人不寒而栗。“那些特务简直毫无人性，他们根本不是人，简直是禽兽、魔鬼。”当刘建修被艰难地抬回牢房时，他已是筋疲力尽，只能卧床休养，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日。尽管吴石自己也十分虚弱，他却时常给予刘建修鼓励的话语，并分给他自己那份食物。刘建修虽无力进食，但对吴石的感激之情却日益加深。从吴石的眼神和语气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吴石的关怀。
在保密局监狱，吴石历经了三个月又十一日的残酷折磨。那非人的刑讯不仅夺走了他一只眼的光辉，更让他深刻意识到重获自由的希望已是遥不可及。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他断断续续地完成了遗书的撰写，而这封遗书正是以《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为纸，以行草体精心书写。时至今日，当亲人和朋友们翻阅这封超过两千字的遗书时，无不为之动容。吴石在遗书中回顾了自己的经历，提及曾在保定军校求学，并在日本深造，两次学业都以优异的成绩圆满结束。在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坚守忠诚、谨慎、勤勉和清廉的信念，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与妥协。朋友们都尊称他为“十二能之人”，因为他精通中外兵法，文学功底深厚，诗词书画无所不通，英语日语流利，骑射驾车游泳样样精通。“未曾料想，今日竟陷入如此凄凉之境，连自身都无法保全，实为一大痛心之事。”
29岁那年，他与王碧奎共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正值青春年华，脾气也较为急躁。家庭中的小事一旦不顺心，他的脸色便会变得阴沉。但碧奎始终以宽容和温柔包容着他。三十年的婚姻旅程，他们始终维持着和谐的相处。此次事件波及到了碧奎，他内心充满了愧疚，深感对不住她。“提及孩子，更是心如刀割。”他最宠爱的小儿子年仅6岁，一直陪在他身边，给他带来无尽的欢乐。春天时，他为儿子报了私立幼儿园，然而在孩子入学前夕，他却被捕。父子能否再见面，充满了不确定性，想到这，他的眼泪如泉涌般涌出。
“历经十数载的忙碌奔波，再加上八年抗战的艰苦，自那战乱岁月至今，烽火连天，未曾有片刻的宁静。因此，在修养心灵、潜心读书的道路上，始终显得捉襟见肘，直至今日，仍留下诸多遗憾。又能有何言呢？又能有何言呢？”
就义马场町
“依照指示，我部已顺利完成对参谋次长吴石等人叛乱案的军法局侦查。根据法律规定，需设立高等军法会审庭。为此，我部计划派遣军法局简二副局长曹秉喆与简三军法官宋膺三负责本案的审判。同时，恳请批准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出任审判长，以及战略顾问韩德勤、刘咏尧担任审判官。敬请予以批准。”四日之后，蒋介石批复“同意照办”。
“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理失当，且为罪犯开脱，实属违法，应立即革去其职并予以查办。”随之，审判的走向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1950年6月10日，阴霾笼罩，乌云低垂。当日下午4点钟，一场名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在国防部军法局悄然拉开帷幕，蒋鼎文上将执掌审判之职，韩德勤中将、刘咏尧中将等共任审判官。审判全程笼罩在极度的保密氛围中，一排身着全副武装、头戴钢盔的国民党军警紧贴墙壁肃立。审判过程简短至极，审判长仅草草询问了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及籍贯，便迅速宣读了死刑判决，并声称死刑已获最高当局的批准，即刻执行。但事实真相却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天被送达军法局。
一辆刑车自青岛路的军法局缓缓驶出，途径上海路、南海路等数个街区。在这阴云密布的台北，连绵的六月雨终于让这座城市的真实面貌显露无遗。沿途，众多军民在雨中驻足，目光紧随刑车的行进。十五分钟后，刑车抵达了“马场町”。这是一片位于河畔的荒凉坡地，空旷而寂寥，自日据时期起，这里便成为执行死刑的固定场所。在此，四位勇士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香港《星岛日报》独具匠心，在次日头条显著位置对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该报道以《台湾间谍案四要犯同遭极刑》为题，副标题则寓意深远，名为《吴石临终吟诗》。报道中指出，6月10日午后4点，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军法审庭长蒋鼎文主审，依照惩治叛乱条例，判处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四人死刑。四人听闻判决，皆默然无声。书记官桑振业随后走到被告席前，告知他们如有遗言，可立即记录。吴石、陈宝仓与朱谌之均留下了简短遗书，而聂曦则“恍若隔世”，未能成文。十分钟之后，四人的遗书均已完成。他们在庭上喝下了不少酒水，随后被宪兵押上卡车，送往马场町刑场。四人由行刑宪兵搀扶下车，步履蹒跚。4点30分，四人自左至右跪在刑场斜坡上。随着“执行”命令的下达，四名宪兵举枪射击。枪声齐发后，四人同时倒地。吴石发出一声惨叫，心脏随后从伤口缓缓溢出。“吴石身中两弹而亡，朱谌之中弹六发方断气，鲜血喷溅当场，尸体随后被分别装入四具薄棺，草草掩埋。”
“天意茫茫，难以揣测，世事遥远，更难预料。一生竭力忠诚善良，却落得如此悲哀的结局。五十七载，如梦般流逝，声名事业皆化为乌有。唯有那颗赤子之心，在九泉之下，才能告慰先父。”
两个月之后，即1950年8月10日，因“吴石案”牵连，吴石副官王正均与作战参谋林志森英勇献身。至此，因此案遭受不幸者已增至六位。而涉案人数更是超过两百。究竟总人数究竟几何，唯有岁月能揭晓。直至1994年，吴石将军的遗骸得以安葬故土，与夫人王碧奎合葬于北京香山公墓。一座洁白的汉白玉纪念碑上刻有：“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字样。墓碑背面则铭记着：胜利之际，将军力抗内战，矢志于全国解放与国家统一伟业，其功勋永垂不朽。
1975年，政府追认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