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1950年，张治中到南海密会陈诚蒋经国，凌晨两点叶剑英来电：快撤
1969年4月6日，被誉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牵挂在心的并非是家庭、遗产或是个人名誉，而是对台湾和平解放的深切期盼。
将军曾表示：“我已无法再为推动台湾回归祖国的事业继续贡献力量。自解放以来十七八年间，我始终无法忘怀这片神圣的祖国领土，虽付出了诸多努力和心血，但最终未能达成目标，心中实感愧疚。”
张治中将军之所以会说出这番话，源于1950年的一次关键机遇。当时，他有机会与国民党要员蒋经国、陈诚等人进行接触，以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在双方会面前夕，他突然接到叶剑英元帅的紧急指令，要求他立即撤离，返回内陆。
张治中遵从了叶剑英的命令，却也因此错过了与国民党高层领导面对面深入交流的唯一机会。这一遗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直至生命的终结也无法释怀。
两岸对话至关重要，叶剑英元帅为何催促张治中提前返程？张治中为秘密会晤做了充分准备，为何愿意放弃既定行程？
张治中的一生，可谓始终致力于推动国共两党的和平合作。
回顾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标志着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历史性时刻。
同年夏季，黄埔军校的成立，张治中担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附，期间不仅受到蒋介石的青睐，还与周恩来、熊雄等共产党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张治中的回忆录中，他曾这样描述：“1924年夏季，黄埔军校成立，我随队进入黄埔，便与周恩来先生相识。他担任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热情，谈吐、风度、学识都极具魅力。”
在国共合作时期，尽管两党在表面上保持一致，但黄埔军校内部，两党党员及学生却分成了不同的阵营。其中，一派是受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派则是受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孙文主义学会”。
张治中身为国民党成员，却并不属于右派，他倾向于中间偏左，常在两派之间进行调和。
在国民党右派看来，不针对共产党即被视为不忠，甚至思想倾向红色。由于张治中与中共人员交往密切，他们便指责他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将其与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并称为“黄埔四凶”。
张治中与中共关系亲密，却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挤。他曾考虑加入中共，并向周恩来总理提交了入党申请。
由于两党合作前已定下“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的约定，周恩来总理无奈拒绝了张治中的请求。
随着蒋介石与周恩来因理念差异关系日益恶化，张治中作为蒋介石信赖且与周恩来交好的“中间人”，曾多次尝试调解，但遗憾的是未能取得成效。最终，周恩来辞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在1926年北伐战争即将启动之际，张治中担任副官处处长，负责人事编制工作。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提议任命周恩来为总司令政治部主任，以修复国共两党的关系，但蒋介石并未接受这一提议，仅同意周恩来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
尽管张治中再次劝导周恩来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周恩来却不愿屈服于蒋介石，亦不希望受到他人牵制，因此也拒绝了张治中的建议。
张治中在周旋无果后感到十分苦恼。在他看来，未能让周恩来加入统帅部是北伐军的一大损失，这一事件也是国共关系破裂的诸多原因之一。
在北伐战争期间，张治中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希望他能够重视国共两党的关系，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但他的建议始终未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随着武汉的攻克，两党关系正式破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
这一结果并非张治中所愿见。在他的回忆录中，张治中描述了当时的内心感受：“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反对共产党，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反对蒋介石
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中共党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众多国民党将领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参与了对共产党党员和无辜民众的残忍行为。张治中却是唯一一位从未与中共发生冲突的国民党将领。
直至西安事变，国共之间的对抗才暂时停歇，双方开始商讨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事宜。在此期间，张治中多次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张治中始终对中共抱有真诚的态度。在抗战初期，担任湖南省省主席的张治中向蒋介石发送电报，建议恢复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允许其合法活动，并与共产党携手对抗侵略者。然而，遗憾的是，张治中的建议并未被蒋介石采纳。
在长沙大火期间，张治中与叶剑英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张治中向叶剑英表示，如果长沙失守，省政府将迁至沅陵（湖南省西北部），并邀请叶剑英将军担任省府顾问，指导抗日游击战。
在担任湖南省省主席期间，张治中积极支持中共湖南工委及八路军办事处开展的抗日救国活动，同时，他对国共合作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强烈的愿望。
1941年，皖南事变触发，蒋介石随即召集会议，商讨对新四军的处置办法，张治中亦参与其中。
会议中，部分人主张撤销新四军的番号，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保留番号，先让新四军北上待命。
张治中支持保留番号，以真挚的情感和充分的理由说服众人：“若执行甲案，是否会引发国共关系的决裂？当前是否适宜决裂，需要深思熟虑。”
白崇禧不认同张治中的意见，坚持取消新四军番号，导致两人在会议上发生争执。
最终，国民党投票支持了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方案，面对这一结果，张治中感到极度失望。
尽管如此，国共关系并未因此破裂，谈判仍在进行。张治中不得不调整情绪，迅速投入到维护国共关系的努力中。
当时，为了便于沟通，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均身处重庆，与国民党商讨抗战事宜。1942年，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负责与中共进行接触。
在张治中位于曾家岩桂园的住所，周恩来等人与张治中进行了长达八个多月的多次交流，最终商定了四项条款，涉及恢复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对陕甘宁边区的改组、中共军队的编制调整至四军十二师，以及作战区域的划分。
在这四项条款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均作出了相应的妥协，张治中个人也认为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合适的。当这些条款提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并未细阅，便将其搁置一旁。
1944年年初，中共提出了“拉蒋抗日”的新策略，并真诚地派遣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等人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诚意表示怀疑，他们特地派遣张治中等前往西安，以探查共产党是否在玩弄手段。
5月4日，双方在西安正式开始商谈，林伯渠提出了中共的五项要求，张治中则提出了国民党的两项疑问。
5月17日，谈判转移至重庆继续进行，林伯渠甚至与蒋介石进行了面谈。然而，国民党方面始终缺乏诚意，林伯渠无奈之下只能结束谈判，返回延安。
自西安事变起，国共两党间的多次协商中，张治中均参与其事，但结果始终未能如愿。国民党缺乏诚意的态度使得中共愈发疏远，张治中对这种党派间的矛盾也日渐失望。
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赫尔利来华，担任国共双方的调解人，旨在调停双方的纷争，促使两党重返谈判桌，和平对话。
此次谈判中，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而国民党代表依然是张治中。从1944年冬季至1945年夏季，双方经过数月的谈判，终于在桌面上拟定了一份草案，并由毛泽东签署。
这份草案并未获得蒋介石的认可，国民党提出了一份新的草案，几乎完全否定了之前双方达成的共识。中共自然无法接受，这次谈判再次以失败告终。
不久，日本战败投降，美国、苏联、英国等国家均不支持我国内战，蒋介石的军队也无法迅速抵达东北、华北等地。在此背景下，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在诸多条件的推动下，蒋介石开始考虑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自1945年8月14日起，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出三封电报，诚挚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国家大事的商讨。中共经过内部讨论，最终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领导同志前往重庆进行会谈。
为确保安全，张治中与赫尔利一同乘坐飞机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一行，并在整个旅程中始终陪伴在毛泽东左右，直至抵达重庆。
在国民党与中共心中，张治中均是一位秉持正义、热爱和平、反对内战的将军。他在国民党内部因蒋介石的器重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同时，他与中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深受共产党人的信任。
正因如此，蒋介石选择派遣张治中迎接毛泽东，以确保双方都能感到安全和可靠。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便居住在张治中的住所。在此后的四十多天谈判中，张治中不辞辛劳，竭尽全力。在“双十协定”签署后，张治中又亲自将毛泽东送回延安。
毛泽东对张治中为两党和平所作出的努力深表感激。当张治中返回重庆时，毛泽东亲自前往机场为其送行。
毛泽东曾对张治中言：“你的和平努力诚意可见，将《扫荡报》更名为《和平日报》便是明证。《扫荡报》曾于江西围剿时期创办，你更名之举，必有人非议。”
继此，张治中为军队整顿问题再度造访延安，而今“三赴延安”寻求和平的张治中将军已成为一段佳话。
他力图通过和平手段解放台湾，遗憾的是，重庆谈判未能阻止内战爆发，蒋介石很快违背“双十协定”，对我军发动进攻。
在解放战争期间，张治中对我党而言，不仅是地方将领，更是和平谈判的象征。他多次出访新疆等地，努力解决分裂问题，经不懈努力，成功避免了分裂，为我党和平解放新疆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4月，张治中依旧致力于国共两党和谈，是他在努力促成“北平会谈”，为国共和平谈判做出了贡献。
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共，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最终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
张治中将协议带回到南京，却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坚决抵制，使得这次和谈再次以失败告终。
在谈判桌上破裂的同时，战场上国民党的败局已经显现，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张治中毅然选择留在北平，也因此彻底得罪了蒋介石。
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蒋介石逃往台湾，张治中转而投入到新的工作——强化两岸沟通，努力促成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尽管蒋介石公开宣扬“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但私下与大陆的秘密联络从未完全中断。
张治中、曹聚仁、黄逖非等人则成为了穿梭于海峡两岸，传递信息的“密使”。
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录道：“逆贼张治中向我的重要干部发出信件，声称和平实则意在诱降，卑劣至极。未经阅读便令其带回，现收到其来信，必是因共党侵台无计可施之举。”
当时在台湾当局中，众多将领均为张治中之旧交，张治中便常与他们交流，力劝他们放弃“反共”立场，结束内战，以实现国家统一。
蒋介石对张治中等人的态度和行动极为厌恶，因此对张治中所写的长信，他连看都不愿看。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亦曾表示：“张将军高度重视祖国统一事业，自1949年至1965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对台湾进行了大量工作，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在此期间，虽多次有机会实现统一，却因种种原因，和平的大门始终未能敞开。
1950年年初，就曾出现这样的机会，但张治中尚未与蒋经国会面，便因叶剑英元帅的指令被调离。
1950年1月，张治中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带领屈武、李俊龙、卢郁文、刘孟纯等组成的工作小组前往广东，与蒋经国、陈诚等人进行秘密会晤。
为了不引起注意，张治中假称前往广州迎接从海外归来的女儿。会面地点设在广东番禺的一个隐蔽小岛，张治中一家便住在岛上的一个两层小楼里。
在与蒋经国、陈诚等人会面之前，张治中突然接到叶剑英元帅发出的“撤退”命令。
一天深夜，两点多钟，张治中接到叶剑英元帅焦急的电话，叶剑英迅速地说：“你们必须立刻搬迁，国民党特务已经知晓你们的行踪，速速离开此地。”
张治中接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行动，带着家人当晚便离开了那座住所。就在张治中等人刚离开不久，国民党方面的飞机便将那座两层小楼炸成废墟。
张治中的次子张一纯亲历了那段令人心惊肉跳的历史，当时年幼的张一纯对父亲前往广东番禺的真实意图一无所知，只知道这是周总理交给父亲的使命。
随着时间的流逝，张一纯在回忆那段往事时，仍不禁感慨万分：“其中有一个关键情节，我们住在两层楼高的房子里，夜深人静时将近两点，叶剑英叶老帅突然说你们得赶紧搬家……结果第二天，正如情报所预言的那样，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了我们的住所。叶老帅救了我们全家。”
未能与蒋经国等人进行面对面交谈，成为了张治中一生中的遗憾。同年6月，张治中返回北京参加会议，并与周总理商议撰写了一封长信，以张治中的名义寄送给蒋介石，劝其放弃“反共”立场。
信中，张治中再次提醒蒋介石：“……美国将来必会离弃你们，切勿对他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已经证明，艾奇逊《白皮书》的发布，已经明确显示出美国决定抛弃你们。”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所记载的是张治中致其的一封信件。蒋介石在愤怒之下，未及阅读便将其退回。
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的十周年国庆典礼上，张治中在讲话中提议：“那些持有爱国情怀的台湾同胞，不妨来大陆一观。”他亦向蒋经国、陈诚等人士发出邀请，期望他们能放下成见，共同庆祝。由于三年灾害的影响，这一构想未能付诸实践。
回顾1958年，毛主席曾向蒋介石承诺，若蒋介石能协助和平解放台湾，那么台湾回归后，台湾同胞可以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甚至保留军队。
1959年2月，毛主席再次强调这一观点：“对台湾，要保障其基本生活，给予一定军队支持，让他们推行三民主义。历史上有价值的，都应给予恰当的评价，不应全盘否定。
台湾是蒋介石执政好，还是胡适执政好，或是陈诚执政好，还是蒋介石执政好？在国际舞台上，有他在，我们不去，至少他担任总统还是更合适。”
尽管毛主席与蒋介石在政见上存在分歧，但他对蒋介石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和思想表示认可。因此，在1960年春台湾当局总统改选之际，毛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派人向蒋介石传达支持其连任的信息。
张治中对此回应道：“当前执掌台湾权力的核心人物是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三人。若将他们三人比喻为一个等边三角形，蒋介石位于顶端，而陈诚与蒋经国则位于底部，均受蒋介石领导，但两人之间亦存在矛盾。
我们已明确表示，期望他们内部实现团结，共同抵制帝国主义，避免相互间的摩擦与争斗，以免落入美国人的圈套。这一点他们已有所了解……我们还需认识到，陈诚和蒋经国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蒋介石的领导。”
为此，张治中多次尝试说服陈诚等人，甚至在陈诚临终之际，他仍对张治中的劝告记忆犹新，并委托张治中向周恩来总理传达他的坚定立场：绝不会背离民族大义，并将劝诫蒋介石与美国保持距离。
陈诚的遗言中并未提及任何关于“反共”、“反攻”的内容。
未能达成目标，成为一生的遗憾
张治中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台湾当局也曾明确表态：“即便生命最后一刻，也绝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至张治中将军离世，台湾仍未实现和平解放，张治中对这一点深感遗憾。
1969年4月，张治中在北京逝世，其临终遗言表达了对未能亲自促成台湾回归祖国的遗憾。他表示：“我已无法再为推动台湾回归祖国的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自解放以来十七八年间，我对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回归始终牵挂于心。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为之付出了诸多努力和心血，尽管最终未能实现，但问心无愧。
无疑，台湾的回归祖国是必然趋势，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阻挡。”
邓颖超同志在为《张治中回忆录》撰写序言时提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白先生（张治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实现祖国统一做出了显著贡献。”
这不仅是邓颖超同志对张治中的高度评价，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功绩的认可，更是全国人民对“和平将军”贡献的普遍赞誉。
从1949年至1965年，张治中始终怀揣着台湾回归祖国的期盼，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台湾未能在他生前实现统一，但他的影响力使得台湾回归祖国的日子已经不远。
张治中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是蒋介石信赖的得力助手，也是其最亲近的心腹；与此同时，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亦有着长达数十年的深厚友谊。
他毕生致力于推动两党的和平事业，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和平将军”，更是值得全社会敬重的爱国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