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文史钩沉：抗战末期在东桥的别动军第二纵队
引子
＃本文摘自《湘东文史资料》第二辑(1991年8月)，刘明天、邓启基，原标题《抗战末期在东桥的别动军第二纵队》
正文
1944年夏，在武汉的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经临湘、岳阳、泪罗一线迂迥平江、浏阳，攻陷长沙，直指衡阳。粤汉铁路两侧的宁乡、湘潭、湘乡、醴陵、攸县、茶陵、萍乡等地，均相继失守，陷入敌寇铁蹄之下。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劫、奸淫掳，无所不为，惨绝人寰。
东桥地处湘赣边界，为萍（乡）、醴（陵）、攸（县）三县毗邻的中心地带，西扼粤汉线，北守浙赣线，东南为罗霄山脉，有广阔的旋余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旧时常为兵家所争之地。
这年6月，国民党别动军第二纵队来到东桥。他们有的穿军衣，有的着便服，一律肩背美式汤姆逊冲锋枪和卡宾半自动步枪，军不军民不民的，口称他们“见官大三级”，“不论什么人，什么军队都管”，神气十足，出口不逊。这支部队名义上配属各战区对日作战，实际上却归属设在重庆的别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别动军司令部又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控制，因此，该队确系国民党的特种技术部队。
第二纵队的前身系蒋管“第九战区便衣混成队”，出各军队抽调的部分排、连、营长下级军官集训编组而成，于1940年在湖南益阳集训后组建。最初，曾调派在赣北的修水、武宁、瑞昌及鄂南的阳新、大冶、基石一带敌占区打游击。1943年冬调到湖南衡山南岳再次集训整编，属中美合作特种技术人员训班第三期。1 944年6月结业时改编为“别动军第二纵队”。
当时，正值第三次湘北会战的紧急关头，该队奉派开赴湘赣边界的沦陷区醴陵、攸县、萍乡一带作战。途经醴陵五里墩时，与大股日军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日寇伤亡近千人，该队损失亦很惨重，一支队二大队中校大队长郭天任左腿重伤致残，二支队一大队中校大队长邹炳元阵亡，其所部一、三两个中队仅数人生还，二中队亦伤亡过半。所以，当它到达东桥时，实际只有五个大队约八百余人。
该纵队设有一个指挥部，下属两个支队。指挥部设指挥官和副指挥官，指挥官为杨遇春少将，江西瑞金人；副指挥官是刘志英上校，河北人。指挥部直属机构有参谋室、参谋五、六人，管作成、情报、训练、人事等；副宫室，副官十余人，管总务、军槭、军粮、被服、后勤等；军需室，军需五、六人，管军饷、经费等；秘书室，有秘书、书记、司书、译电员七、八人，管文件起草、收发、档案、译电等；医务室，有医官、护士若干人，管医疗卫生；无线电台，有台长、报务员若干人，管通讯联络（在各支队、大队均设分台）；政训处，有主任、秘书、干事老干人，下有一个宣传队约二、三十人，管政治宣传；警卫队，受副官室领导，有队长、队副、司书等，下设四个组计三十六人。
两个支队的情况是：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每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每中队有四个组，每组为八人。大队有队长、队副、联络员、副官、书记、司书。支队部、大队部还各有一个警卫组。支队长为上校、中校；大队长和大队副为中校、少校；中队长和中队副为少校、上尉；组长、副组长为中尉、少尉；组员为少尉、准尉；联络员为上尉、中尉、少尉；副官为中尉、书记中尉、司书少尉等。
其编制待点是全纵队从上到下均是军官，没有一个兵，最起码的也是一个准尉级军官。因此，人员精干，较之普通军队的素质要高，且一律美式装备，作战能力强。
当时纵队指挥部设在东桥南岭下，即现在东桥粮管所内，直属机构则分驻于附近民家。第一支队队部驻扎在湖南醴陵北乡的沩山，下属的二、三大队分散在醴陵、浏阳、湘潭、平江及长沙郊区一带沦陷区活动；第二支队队部驻扎在攸县的高枧，下属一、二、三大队分散于醴陵、攸县、茶陵、湘潭等地。他们进入游击区或沦陷区时，一般都穿便衣，有时还使用化名，以组分散活动为主，有时也集中一个中队以上的兵力作战。除对日作战和反共外，还有监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任务。
该纵队在东侨进行过一些抗日宣传，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报话剧；在前线也打过一些仗。从1944年8月至1945年1月，先后俘虏了四十余名日军官兵，缴获了一批日造三八式步枪、歪把子机枪、掷弹筒、手枪、指挥刀及其他物品。该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的中校大队长黄香识，云南人，是个传奇式人物，以足智多谋、勇敢善战著称，率部活动于攸县、茶陵一带，与日军打过几次硬仗。纵队对日作战的战绩多为黄所获，故黄被日军视为眼中钉。1945年1月某日夜间，日军特务在汉奸的帮助下，潜入二大队驻地，用匕首将黄刺死，身中四十余刀。4月，纵队曾为黄举行追悼大会，挽联曰：“按剑思勇土，有我黄君，应知中华民族不可侮；挥泪哭忠烈，警尔顽敌，誓将深仇大恨血来还。”但是，该队在东桥期间也进行过许多反共宣传，演出过《野玫瑰》、《军火船》等反动戏剧，破坏新四军的抗日活动。
该纵队的军纪很坏，腐化堕落、缥赌逍遥、瘦刮民财、迫害群众，可谓无所不为。指挥官杨遇春，时年三十七岁，家有妻室子女，来东桥不久，就以权势夺娶醴陵南乡一个年仅二十并已订婚的女青年做小老婆；副指挥官刘志英也在醴陵东乡娶一女学生为姨太太。下面的那些大大小小军官，也兢相效尤，娶小嫖娼的事就更多，赌博尤为成风，禁赌聚赌，输打赢要，横行无忌。敲诈索，搜刮民财，还美其名日是“经济开源”，谁若不肯俯首听命，动辄就扣上“通敌”、“资敌”的罪名，实行绑票捉人、抄家劫财。攸县高枧丁家巨富，一次就被勒索金银无数。上面一开口，下面就变本加厉，花样百出，设卡收税、弄虚作假，强行买卖、敲诈勒索、摸鸡偷狗，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宾难，
1944年夏，第三次湘北会战失败后，溯赣城乡相缩沦于寇手。当时，醴陵、湘潭一带有一支自发拉起来的自卫武装，拥有七、八百人枪，为首的叫王金标。这支队伍引起了驻醴陵山的第一支队的注意，反映到指挥部。杨遇春得知后，即授意一支队长饶杰，设法拉拢王金标，以委王为第四支队上校支队长”为诱饵，将其诱杀于东桥，并把王部一个连（约150人）缴械。事后，杨遇春又放出空气，说：“王金标部风纪不好，扰民害民，是湖南人告了王的状，由第九战区薛岳司令官让将他解决的。”此事真情如何，局外人无从知晓。王金标死后，其余部对别动军恨之入骨，因仇泄愤，常互相杀戳。
1945年初，杨遇春为了扩充势力，在东桥附近及萍乡、醴陵、攸县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学生及流散在乡的军政人员，于2月报经军统局批准成立了一支“粤汉路破坏大队“和第三支队。第三支队的编制与第一、二支队相同，破坏大队则有所不同。当时，任罗其陶为破坏大队上校大队长，下辖三个区队，每区队下辖三个分队，每分队下辖三个组，每组十人。破坏大队各级人员的军衔职别与支队相应人员相同，全大队共约三百余人。该大队的任务是破坏敌占区粤汉铁路的通车。1945年2月，破坏大队移驻山田编组，3月间同第三支队先后开往大安里，指挥部也随即迁往，打算在大安里开办中美合作特种人员第二期训练班。时将破坏大队与第三支队合编为第三教育总队，下辖三个教导营，于4月开训。由于美方要求教官一律由美国人担任，而萍乡与西南大后方隔着一大片沦陷区，美国人来不了。于是，奉命由杨遇春率领总队一千五百余人（其中有三名美国人)，于6月中旬从大安里出发去湖南湘乡的西阳训练，纵队指挥部由刘志英率领仍回驻东桥。去湘乡的一千多人几乎都是徒手，只配备两个战斗连的兵力护送，要穿越几百里的沦区，中间还要横过粤汉铁路、湘江、长衡公路、潭宝公路四道封锁线。在粤汉铁路与湘江之间，有一段十多华里的狭长地带，既无高山可以扼守，又无密林足资隐蔽，形势严竣。
指挥部作了充分准备和临敌应变措施，选定在湘潭的三门附近过江。行军到醴陵西南的贺家桥时，就进入了沦陷区，趁着一个大雨滂沱的黑夜，偷越粤汉铁路，到达了湘江边。再在湘东支队林光云部配合下，征用一百二十余条民船，横渡湘江。在穿越最后一道封锁线长衡公路时，碰上一小股日军，掩护部队迅速抢占高地，混战一阵后即顺利过线，然后到达湘乡的西阳。
到西阳后，上面派来四十名美国教官进行训练。不久，“八一五”日军投降，训练遂提前结业，循原路急返醴陵清水江。当行至潭宝（即湘潭至邵阳）公路时，适遇大股日军北撤，遂喝令其让路。但日军竟不予理睬。这样一来，便深深激怒了总队人员，也不知是谁开的第一枪，一时弹雨向日军横泼过去，美国教官也参加了战斗，用火箭筒猛轰日军，把这支侵略军狠揍了一顿。
第三教育总队回到清水江后，稍事整编，便仍分拆为原破坏大队和第三支队的建制。然后，又与纵队指挥部和第一、二支队会合，于1945年9月初离开东桥，开赴武汉。
资料来源：
《湘东文史资料》第二辑(199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