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遭囚,捉蒋主将刘多荃结局如何?蒋介石“不惩反擢”暗藏杀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中国大地上可真是不平静!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搞了一出震惊全国的“兵谏”,直接把来检阅军队的蒋介石给扣下了。这事儿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蒋介石别再“安内攘外”了,赶紧调转枪口,一致对外抗日去!
那会儿,日本关东军可没闲着,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早就沦陷了。伪满洲国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成立,他们的狼子野心,明眼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就是要吞掉整个中国。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又一次撕下了日军侵略的伪装。
张学良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当年东北军退出三省,让他愧疚得不行,总想着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洗刷耻辱。杨虎城将军呢,西北军出身,也是个热血汉子,巴不得立刻上战场保家卫国。
可蒋介石偏偏铁了心要“攘外必先安内”,重心全放在“剿共”上。他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去攻打延安。这可把两位将军气坏了,谁愿意当内战的炮灰,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而不是那些侵略者呢?
他们对蒋介石在抗日上的消极态度,失望透顶。眼看民族危亡,蒋介石却还在搞内斗,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合计,决定冒个天大的风险,发动这场载入史册的“兵谏”。蒋介石的到来,简直就是送上门的机会。
这场关键的“捉蒋”行动,刘多荃将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当时不到四十岁,是张学良手下最信任的爱将,被任命为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者。
在刘多荃的指挥下,东北军迅速攻入华清池。虽然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伤亡,但最终还是成功地把蒋介石给扣住了。
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坦承动用了武力。后世称之为“兵谏”,可蒋介石本人却气得跳脚,觉得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兵变和叛乱”,是“武装暴动与阴谋”。他心里啊,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包括刘多荃在内的所有参与者。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终身监禁,杨虎城则被解职出国,最后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于重庆被特务残忍杀害。然而,作为直接指挥“捉蒋”行动的刘多荃,他的命运在初期却有点“反常”,并没有立即遭受严厉惩罚。
这可不是蒋介石宽宏大量,而是他深谋远虑。东北军有近三十万人马,虽然名义上归顺国民党,但骨子里自主性极高。蒋介石知道,放了张学良,他可能再反;杀了张学良,舆论压力太大,搞不好东北军会全面兵变。
所以,把张学良关起来,让他成为牵制东北军的“活人质”,才是最好的办法。当时东北军在西北、华北,张学良却被囚禁在遥远的浙江。将领们投鼠忌器,生怕任何异动都会让张学良没命,坐实叛乱的罪名。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一度乱成一锅粥,将领们为“救张”是谈判还是武力,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人因此丧命,刘多荃也卷入其中。蒋介石一开始只是冷眼旁观,看着他们内斗。
可当东北军的乱象越来越严重时,蒋介石意识到不能完全撒手不管,但他更清楚,这支部队不会完全听他的。于是,他利用被囚禁的张学良,让他安抚将领,稳定军心。张学良为了保命和将士们的未来,也只能照办,要求部队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蒋介石随即抓住时机,对东北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编与改组,将其拆分成六个军。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最初竟然没有处罚刘多荃,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把他提拔成了第49军军长。
蒋介石心里有顾虑,他担心一旦动了刘多荃,会彻底激怒东北军中的主战派,彻底失去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所以,晋升刘多荃,其实是杀鸡儆猴的反向操作,给东北军将士们一个信号:你看,连“捉蒋”的总指挥都没事,你们好好干,有前途!这招高明啊,可不是真正的宽恕。
尽管蒋介石对刘多荃玩了这出“不罚反升”的把戏,但他可没忘记刘多荃在西安事变中的核心角色。这只是他深层权力博弈的第一步。初步稳住东北军后,蒋介石便开始着手收回刘多荃的权力。
他通过往东北军的六个军里安插自己的嫡系和政工人员,一点点地把这些部队的实际指挥权抓到自己手里。当东北军的指挥权逐渐落入亲信手中后,蒋介石便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刘多荃率领第49军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开始鸡蛋里挑骨头,细致审查他的军事指挥表现。没多久,刘多荃就因为一场战役失利,被蒋介石严厉训话,并撤销了第49军军长的职务。
然而,撤职后的刘多荃并没有被一撸到底,反而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再次获得了“晋升”。他被任命为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还兼任了热河省政府主席。此后,刘多荃的职位一直不低,但几乎都是副职。
这正是蒋介石高超政治手腕的体现:他以“升职”为幌子,一步步将刘多荃从实际的军事指挥权力中心剥离,让他逐渐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闲差”。这种“明升暗降”的策略,既避免了直接政治报复可能引发的反弹,又达到了削弱其影响力的目的。
刘多荃虽然身居高位,却失去了对部队的实际掌控,他的权力被巧妙地边缘化了。蒋介石通过这种方式,既维护了表面上的“宽容”,又实现了对“捉蒋总指挥”的长期策略性打压。
面对长期的权力边缘化和国共之间日益残酷的内战,刘多荃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立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虽然身居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高位,但在内战打得火热的一九四八年,他对为蒋介石打内战表现出明显的不情愿。
他以个人理由前往香港。在那里,刘多荃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弃暗投明,公开联名通电起义,宣布与旧政权决裂。刘多荃的通电起义,不仅仅代表着他个人立场的转变,更是对整个原东北军将领群体发出了明确的政治号召。
在他的感召下,许多原东北军将领纷纷响应,在战场上进行阵前起义,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多荃的这一抉择,不仅是他个人政治觉醒的体现,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刘多荃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于一九八五年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蒋介石对刘多荃的处置,绝非简单的“恨”字能够概括。这其中交织着战略的隐忍、权力的博弈、政治的权衡与人性的复杂。刘多荃的命运,在蒋介石的精心布局下,历经了从核心爱将到被边缘化的过程。然而,最终他凭借个人的觉醒与选择,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