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新中国初期权力争锋：江青林彪贴标签，反儒尊儒如何被曲解利用
倘若将历史研究一味地置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与“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框架下，往往导致历史叙述随政权更迭而变动不定。如此一来，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被弃置一旁，只剩下随着政治风向调整的断裂叙事，不免令人困惑，无法形成客观可靠的历史认识。当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多次改写，即是明证。斯大林时代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教材内容相互矛盾，最终使这一工具化的历史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事实上，一旦历史沦为政治口号，就为随意解释和操控提供了便利，对学科本身和社会进步都将带来风险。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林彪等人提出的口号已经充分暴露出这一问题。他们为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操纵和篡改历史，将本应多元丰富的中国历史描绘得混乱不堪，早已被世人所诟病。固然，任何激进的口号都难免被滥用或曲解，但正如黎澍所提出，这种口号始终未能回答历史学自身的学科任务。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原则来它的使命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实现这一目标，前提必然是尊重历史事实，杜绝任何形式的歪曲或删改；否则，所谓的“规律”将丧失依据，不具备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如果历史研究被限定在现实政治斗争的狭隘范围，它的独立性和科学性都将沦为牺牲品。
无论是江青、林彪等直接利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做法，抑或较为隐蔽地将历史研究异化为政治工具，其本质上都阻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这一点，理应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拒绝。
进一步说，照搬固定模式同样不应提倡。人类历史自身极为复杂，发展轨迹充满变数。这种变迁也具内在规律，但绝不能简单归结为某种僵化的范式。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从实际出发，避免生搬硬套模式，尤为重要。以“儒法斗争史”一例来说，江青曾自诩发现了解读中国历史的线索，她的追随者则将之推展为一系列非黑即白的对立模式。把所有法家归为受压迫、基层起义者和爱国人物，而儒家则一律视为消极一方，将人物与派别机械地划分，对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片面甚至荒谬的解释。这种人为分割不仅无视事实，更将历史浓缩为供人随意操作的模板。
实际上，洪秀全反对孔子，根本在于他需要通过塑造上帝观念动员群众，必须排除传统的“至圣”形象，否则新信仰难以为众人接纳，这与所谓“反儒尊法”并无关系。而康有为、章太炎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之际，受新思潮冲击后儒学内部的不同倾向代表，二者都称不得为“法家”。蒋介石虽因参与反清与抗战等政治事件积累“爱国”声望，也标榜自己为统一的维护者，若依模式判断他为“儒家”，实则是对设定标准的自我否定。
历史模式必须经得起中国历史现实的检验。研究者首先要考察这些模式是否可行，思考其设定意图，而不是盲目效仿。否则，轻则贻笑于人，重则误导世人，造成历史的严重扭曲。
科学精神的缺失，也严重制约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步。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需要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江青、林彪等人违背了这一原则，通过设置各种限制，狭窄了研究空间。只准研究符合特定政治需求的话题（如农民战争、帝国主义侵华、人民革命斗争、中共党史）、禁锢对中共党史的合理探讨，将活生生的历史浓缩成干瘪的轮廓。历史发展的现象彼此关联，唯有全方位考察、分析，方可全面理解其内在机制。马克思、恩格斯视历史学为包罗万象的科学，从不主张人为划定其研究范围。
方法论上的僵化同样值得警惕。江青、林彪等虽屡提阶级分析法，却简单将其标签化、极端化。以戚本禹1966年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为例，将义和团运动无条件拔高，戊戌变法一概贬低，背后实际上是“劳动人民皆善，剥削阶级必恶；一切暴力革命都对，任何政治变革皆错”的简单模式。这不仅否认复杂历史事实，而且是主观与实用主义的混合物。义和团运动既有反帝爱国的一面，也夹杂着排外、封建落后等特征，无法与戊戌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相提并论。戊戌维新以变革政治制度、救亡图存为目标，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历史现象。
对学术观点的处理方面，江青、林彪等忽视毛主席提倡的“双百”方针，只以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或打压特定学派。历史学便只认可梁效、罗思鼎等少数人，将其他声音统统排斥在外。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不断试错、纠正、接近真理的过程，无论观点如何，皆应允许讨论。在这种意义上，行政干预既扼杀创新，也阻碍了学科进步。
坚持科学精神，是一切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极端时期，这种人为操控也并非无懈可击。1972年，周恩来指示对部分“文革”受牵连的研究机构进行调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得以恢复正常工作。这一措施推动了沙俄侵华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进展。沙俄侵华史长期因外交考虑遭到忽略，即便少数学者不懈坚持，也因环境受限难成系统成就。恢复后，研究机构重新组建团队，撰写了内容严谨、尊重事实的论著。中华民国史研究也在艰难环境下迈出了新步。尽管成果有限，带有时代印记，这些努力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这是特殊时期难得的积极成果。
综上所述，历史学研究必须摆脱政治干预，远离模式化桎梏，坚持科学原则，全面考察历史事实和规律。只有如此，历史学才能在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发挥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